可以说在中国史研究每一个断代领域里，中国、欧美和日本学者之间学术上的互动关系都有各自的特点，或者说各自的小气候，唐史领域一个特点是曾出现了一位中西兼通的中国学者陈寅恪。陈寅恪家学渊源深远，自幼熟读中国经典，后游学欧洲，通数种欧洲语言和在欧洲才能学到的中国古代民族语文。他的唐史研究成果被中、西学者共知共享，但是在1949年以后被中国内地学界抛弃，经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的接受、继承和再创造传人欧美唐史界，成为汉学唐史研究的宝贵基础。做唐史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强调盛唐盛世的物质、文化成就，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影响，明君良臣之间的进谏、纳谏关系，另一种就是陈寅恪的思路，强调初唐政治与北朝门阀、贵族政治的共同之处，但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安史之乱以后地方社会的变化，贵族政治如何在普遍的军事化、混乱和民族、家族之间的融和中走向崩溃。这种思路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清晰可见，在近年来中国中、青年学者的论著中也清晰可见。另外，欧美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越来越重视敦煌文献和佛教史料，做专门的宗教史、经济史、军事史的学者的水平越来越高。但是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有些高水平的论著流传得不广，唐史研究在欧美汉学界力量不够强大。由于宋史的进展比较好，早年的宋史研究计划已结出硕果，而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欧美学者起步快、进步大，从两个方面对唐史形成夹击之势，因而欧美的唐史研究近年来也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

    综述欧美的唐史研究可从1969年开始。是年唐史重镇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系召开了有日本学者参加的唐史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唐代透视》[31](Perspectives on the T’ang)。十年以后，《剑桥中国史》唐史卷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人称该卷的出版标志着西方中国中世纪史研究进入成熟期，作为该著中译者之一，笔者深有同感。

    英国大学各系只设一名教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剑桥大学东方系的教授都是唐史专家：50年代的浦立本，60、70年代的崔瑞德，80年代的杜德桥(Gullen Dudbfidge)和90年代的麦大维(David L．McMullen)。浦立本曾是《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一书的编者，撰写了介绍《资治通鉴》的史学史论文，他还曾赴中国和日本做考察，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比较了解。在浦立本的时代，做博士论文的汉学家几乎没有能力阅读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能懂得《资治通鉴》是怎样一本书，能引用第一手资料写论文已属不易，有人还停留在夸张地描述宫廷秘史和帝王故事的阶段，引用和分析二次文献的确比较困难，因而浦立本的贡献非常重要。他使欧美唐史界了解陈寅恪先生对唐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知道治唐初年政治史的关键点是掌握世袭特权的旧贵族与借学问、科举考试人仕的新兴阶级间的矛盾。

    但是浦立本并没有制订过大的研究计划，也没有直接针对贵族制选择课题，他的代表作《安史之乱的背景》[32](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wn of An Lu-shan)仅限于对初唐和中唐的东北地区进行分析，但在西方唐史研究史上和唐代社会史领域该书仍然是不可超越的优秀之作。浦立本用较多篇幅研究了唐朝东北地区的经济、财政和税收情况及安禄山本人的经历，描述了安禄山受唐玄宗宠爱集大权于

    一身和社会财富汇聚于东北地区的过程。浦立本用玄宗末年东北地区形成的政治一军事集团解释安禄山叛乱的起因。浦立本指出，在唐东北地区被视为统治阶级的人多为职业军人，他们地方观念较强，社会出身较低，热衷于撺掇握有大权的将领从私利出发与下级结成联盟而不谋求与朝廷寻求共同利益。陈寅恪强调东北地区人口的夷狄因素和安禄山本人的血缘背景形成的与朝廷的离心力，谷霁光则强调朝廷的歧视政策导致东北地区与朝廷的对立。这两位著名中国学者的意见浦立本都加以采用，他还介绍了陈寅恪对于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史的认识：朝廷的统治是靠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一东南轴心而延续下来的，但是权力机构和地方行政体系都有所改变。在社会史领域，土地财产转移和人口迁徙的速度都在加剧。

    浦立本没有参加《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写作，但为该书写了书评，指出读者共同的感觉即各卷作者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全书在史料的概念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与浦立本大致同年的崔瑞德接替浦立本于1968年任剑大东方系教授。崔瑞德也参与了《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的撰写，治唐史兼治唐代史学史。崔瑞德1980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退休以后返回英国剑桥市居住，他力克眼疾的痛苦，仍然执掌《剑桥中国隋唐史》专史卷的编写，令人感佩。崔瑞德曾将《唐律疏义》译为英语，撰写专著《唐代财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 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唐代官修史学》(The Writing of of- 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并与费正清同任《剑桥中国史》丛书主编。崔瑞德与浦立本另一个相同之处是积极赴中国学习考察，但是在抵达香港以后不能亲赴广州会晤陈寅恪，只好转赴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崔瑞德对无保留、无批判地接受陈寅恪的研究结论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他以前的唐史研究有两个缺点，一是只研究上层贵族，二是未能搞清楚科甲之士的社会身份，未说明他们到底是贵族还是平民，因而未把唐史研究真正引导到社会史领域。

    崔瑞德还是唐代史学史专家，对中国史史料有系统的认识。他发现现存最早的中国方志源于宋代，方志的描述可能相当真实，由于没有隋唐时期的地方志，因此可以断定没有可靠的唐代区域史。官修史书一旦完成，据以成书的原始资料就会被销毁、被遗忘，汉学家不可能看到类似欧洲原始资料的文字记载，因此在敦煌发现的氏族志残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根据敦煌史料撰写的《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敦煌的新证据》[33](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是《唐代透视》一书最重要的论文，崔瑞德描述了地方上的名门世家组成的等级结构。他们作为州县级贵族在本地很有权势且声望极高。崔瑞德推测，既然在敦煌这样偏远的地区竟然长久存在着地方贵族阶层，那么唐代的其他地区也会有类似的社会结构，唐代的社会性质也就不难确定了。

    崔瑞德的论文带动起许多学者研究各地的名门望族。他们按照崔瑞德指出的方向，试图揭示各地州县贵族和国家级贵族的姓氏、生活方式以及和朝廷的关系、家族里有哪些担任官职的成员，以便对唐代贵族产生明确的认识。

    崔瑞德的论文用敦煌文献表现出来的地方贵族结构推测整个唐代社会存在着远比后世中国社会更多层次的等级结构。崔瑞德还以深厚的史学家的功力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无论是把持朝廷大权的贵族大姓，还是分布范围广泛、家世渊远的地方郡望，时至唐代，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都已处于守势，他们的经济实力、法律特权和名望都已无法与隋以前相比，因此尤其需要用文字的记录怀念逝去的时代。这样一来，许多青年学者都转而追溯隋以前世家大族的踪迹，推动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过崔瑞德的同事和学生仍有不少人集中精力治唐史，首先完成已经提出的课题。

    崔瑞德提出的唐史研究第二个不足之处引导他研究政府官员队伍组成问题，并在《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五章作了充分的阐述。史料表明，通过科举而当官的人不一定都是庶民出身，很多人出身于地方名门之家，作为新兴官僚，崔瑞德认为他们对贵族非但没有敌意，还引为同类，认为自己也是贵族。他们向往旧贵族的生活方式，极力模仿，还试图通过联姻进入更高级别贵族的行列，因此不能说科举制尤其是最初的科甲之士给贵族制带来致命打击。统计表明，高宗时期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的人比以往要多，但不能把这个趋势估计得过高。科甲之士在整个官员队伍里仍然是少数，多数依靠世袭的特权或从胥吏升任正式官员，公元656年一千四百多名胥吏进入正式官员队伍，而通过进士考试的只有22人。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一类来自京师的国子学，能进入国子学的几乎都是勋贵和高级公卿子弟；另一类是被州、县作为“贡品”送上来的，但中举的人并不多。即便得到当官资格，能否得到官职还是问题，当官的人里，科甲出身的只占1／3。选官时候选人的贵族背景显然在起作用。崔瑞德认为，庶民进入官府之所以变得容易，原因不在于科举制，而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混乱中采用的使司制和辟召制。

    崔瑞德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以后为美国汉学界培养了唐史新人，在此以前，美国唐史界声望最高的前辈是与费正清亲密合作、开创美国汉学的芮沃寿教授。芮沃寿曾用循环论使美国学生对中国古代史产生最初的感觉，他用力较深的领域以笔者之见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史，尤其是佛教流传普遍时的南朝社会史。芮沃寿的学生在美国唐史界成就突出、引人注意，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均参与了《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写作：一为韦克斯勒(Howard J．Wechsler)，一为康奈尔大学的彼得森(C．A．Peterson)。

    韦克斯勒收入《唐代透视》一书的论文《唐代早期政府中的宗派集团》(Factionalism in Early T’ang Government)统计了初唐几次重要的争论中对立两派的出身和籍贯，说明朝廷上尚没有形成地方利益集团，三省六部官员之间同样如此。他的论述还可见于《剑桥中国隋唐史》[34]第五章。

    韦克斯勒还写了《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四章即唐太宗一章。他发现从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失去了优势，高官的主张一般也不会出于故乡的利益，太宗则尽力避免制定针对某个地区的政策。唐太宗有点反感山东贵族门阀，完全由于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事实上高祖和太宗都起用过很多山东贵族和东北贵族做高官和幕僚。称帝之前太宗的年长女儿都嫁给西北贵族，称帝以后两个* 却嫁给山东贵族。

    笔者以为韦克斯勒列举的史实无意中说明了陈寅恪观点的合理之处，如果说朝廷上的高官不再代表地方利益，并不等于事实上不存在地方利益，强调地方与朝廷利益指向不同实为西方汉学家认识中国的基点。可喜的是，有的西方学者同意笔者的意见，认为他的同行对陈寅恪批评过度。

    崔瑞德和韦克斯勒的论述调动了西方学者长于逻辑思维、在学术上求新求异的积极性，促使他们对中国中世纪研究已有的成说进行质疑，由此产生了许多很有新意的学术成果。按照《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文本前言作者、中国唐史专家李斌成的意见，西方学者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看法，比较之下，尤以对安史之乱的研究具独特价值。中国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使唐由盛变衰，但语焉不详。芮沃寿的高足、康奈尔大学彼得森教授通过考察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史状况解释了“由盛变衰”的原因。彼得森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唐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农业生产并没有衰落。他说：“中央权力的衰落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见注[34]第552页)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的变化被彼得森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军事化已经大规模实行。武将们行使大权，支配着地方行政和占有所有主要的战略要地。大批的人——可能超过七十五万——都武装起来。在以后半个世纪，甚至程度较轻地在王朝以后的其余时期，军方一直是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行政的结构已被改组……

   “三、新的社会成分被引进政治领导之中。通过作为军人取得的战功或在准军事政府中效劳，许多人在官僚体制中升至高位；或者取得了以前没有机会取得的财富和社会威望。

   “四、国家的财政结构已经崩溃，需要新的方法来筹措收入。……

   “五、叛乱造成的动乱给了土地分配制最后的打击；原土地分配制再也不能限制地产的拥有或控制财产的转移，甚至再也不能起土地登记制的作用。随着社会总的失调，它的最后消失使地产大量转到新主人手中。

    “六、人口大规模地迁移。河北和河南许多遭受战祸的地区的人口部分地减少，许多人迁往江淮及江淮以南。
 
    “七、政府丧失了对河北和大部分河南地区的有效控制，它们这时在前叛乱地方长官手中成了帝国内部的一批半自治的道。这样就使帝国丧失了对它的25％到30％的人口的控制以及大量的收入。

    “八、长江和淮河两流域的几个道取得了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地位。由于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控制有限，这一区域因其增长的人口和巨大的生产力而成为王朝主要的收入来源。结果，运送收入至京师的运河体系成了朝廷的绝对生命线，没有它，朝廷就没有物资和资金。

    “九、在对外方面，帝国令人悲叹地丧失了领土和威信。随着撤离军队和文职官员以应付内部危机，四周的边境收缩了。中国丧失了对中亚的控制……”(见注[34]第483页)

    由此可见，社会状况的改变使恢复唐初旧政策、旧秩序不再可能，不仅如此，还决定了后世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一点可以在西方宋史研究里看到。

    有新意的汉学唐史成果还有许多，比如敦煌文献不仅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具体资料，还为边疆的防卫、军事史、行政管理工作等研究领域提供了史料价值超过正史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文献还包括人们本以为已失传的宝贵的宗教史料，它提供的信息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历史的范围，在介绍宗教史和思想史汉学成果的章节里还会涉及到唐史研究。

来源：http://www.zisi.net/htm/ztzl/hwzgx/2006-02-22-347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