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伯克利采访的那两天据说赶上了湾区难得的好天气。秋日的艳阳倾泻而下，整个客厅笼罩在金灿灿的光影里。眼前的周锡瑞教授一口流利的汉语，全程无障碍交流，一度让我忘了他是一个“老外”。
“周锡瑞”这个中国味十足的名字，曾令很多中文世界里的读者以为他是“美籍华人”，“其实我真的很想做美籍华人呢”，周锡瑞笑着打趣。22岁那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去香港新亚书院读书一年。当时需要取一个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姓是Esherick，通常来说，要取“艾”姓，但他并不愿意。“我一想到姓‘艾’，就想到‘艾森豪威尔’，他是共和党，是保守的，对中国不友好，所以我不想姓艾。”老师们想来想去，“反正你的英文名字叫Joe，也是先读名字，我们就把你的名改为姓，就姓周吧”，我说“好的，我跟周总理同姓，要比跟艾森豪威尔同姓好。这个名字比较有中国味”。从此，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谱系上增添了一个有分量的名字——周锡瑞。
2021年10月18日，作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荣休教授的周锡瑞，与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Michael Loewe)、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获得“第6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创设于2010年，每两年评定一次，致敬为中国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是目前国际上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
“能获得这个奖我很高兴，觉得非常荣幸，”周锡瑞谦逊地说，“不过，我与以往的获奖者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之前获奖的日本学者毛里和子、哈佛大学的裴宜理……他们都是大学者，出过很多大作，而我只是搞近代史的小人物。”周锡瑞的书房在顶层的阁楼上，坐在书桌前，抬眼便可望见浩瀚的海洋——大海的那一端，是他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他曾被这片海洋隔绝，后来成功跨越，如今因为疫情及其他因素，又暂时隔绝开来。“我已经有两年没到中国了。”他的语气不由得凝重起来。
这么近，那么远
1964年夏天，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周锡瑞去香港新亚书院学习一年。尽管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他与中国大陆的距离已小得可忽略不计，但那时仍有一道“坚不可摧”的墙高高地筑在彼此之间。周锡瑞在香港那端，用望远镜遥看大陆，“对面的深圳就是一个农村，不少人还在那儿耕田。”
1942年，周锡瑞出生于加州湾区的马林（Marin）县，父母都是有声望的建筑师。“我父亲的书房很大，有好多书，大部分是建筑的书，也有好多历史书，他对历史特别感兴趣……”母亲与父亲一样，早年在宾州大学建筑学院学习。“我母亲是第一批拿到宾州大学建筑师文凭的女性。”对周锡瑞的成长非常重要的是，父母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要求孩子们不仅仅关心美国，更要关注世界——美国是世界里的一个国家，其他国家也重要。
“所以我到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根本没考虑研究美国或者是学美国史——我更想了解国际，了解世界。这肯定来自家庭的影响。”
不过，对那时的他来说，研究中国，多多少少有些偶然。
1960年，18岁的约瑟夫·埃舍尔瑞克（Joseph Esherick）——后来的周锡瑞进入哈佛大学读书。这一年，43岁的参议员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挑战共和党人、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因为肯尼迪是波士顿人，他的竞选团队很大一部分有哈佛背景，他们经常来哈佛做演讲或者是辩论——后来很多人都变成肯尼迪政府的幕僚。周锡瑞还选过基辛格的课，虽然他并不喜欢共和党人，但是因为基辛格所谈的、所关心的是当下的热点，所以他仍被吸引。
“那时我们都关心政治，关心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刚当上总统的肯尼迪非常年轻，我们觉得未来充满希望、要面向世界。”作为这个“火热”的时代中的一员，只有大国才在周锡瑞未来研究的考虑之列：印度、苏联、中国。
周锡瑞本来的专业是经济学，“新制度学派”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讲授的论经济发展的系列课程，激起了他对印度的兴趣。可是随着肯尼迪的当选，加尔布雷思很快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另一对研究印度的专家夫妇也转去了芝加哥大学，“印度”这个选项不得不从他的视野中排除。剩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在苏联和中国之间选择。
因为是冷战时期，了解苏联非常重要，所以周锡瑞选了几门苏联的课，也选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课。当时中苏被视为一个阵营，但是周锡瑞发现，讲授这两门课的学者却有着微妙而有趣的差别。
一众苏联研究者不少是俄国革命时期的流亡者，他们满腹牢骚，既不喜欢他们的研究对象苏联，也不喜欢同行——他们的课上充斥着对其他苏联问题专家的批评；对俄罗斯文学的赞赏勉强算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但教中国史、中国社会的教授就不同了，像费正清等人，很容易看得出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三四十年代他们在中国生活过，喜欢中国人，赞赏中国文化，喜爱中餐。尽管“中国也在批评‘美帝’，但他们一直对中国抱有美好的回忆，也期待有朝一日中美能够恢复外交，他们能再到中国”。对周锡瑞来说，“研究一个你不喜欢的国家没有太大意思，你喜欢一个国家，你喜欢一个文明，你喜欢它们所承载的文化，研究这样的国家，那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