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了一门明代小说的课，经常阅读明代小说。其中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们体现出中国人对情色问题的态度。“情”在明末特别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如李贽在《焚书》里面强调“情”，他的《童心说》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开时代先河。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如冯梦龙选编的《三言》里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跟美国学生讲这篇的时候，美国学生认为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说卖油郎看到这个花魁女，惊艳之下说“我一定要跟这个花魁睡上一觉”，他问“一夜要多少钱”，那个老鸨告诉他要十两银子，他想只要努力工作，把银子集够就可以了。后来卖油郎的至诚感动了花魁，与他成婚。

    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在小说里很少讲所谓的柏拉图式爱情，在中国人看来，爱情就是赤裸裸的，就是一定要成其好事，只有在成其好事这件事情上面才体现出爱情的实质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在情、色这两个方面，中国人是情因色起。当然中国小说里也有一种无情之色，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另外那个嫖客孙富，对杜十娘完完全全是一种色（李甲多少有一点情的成分）。可是要说明的是，中国小说里有无情之色，无无色之情，就是说色的成份并不是被贬得很低，不但不是，而且很清楚地说明情从色而来，《红楼梦》里面也是这种看法。西方人认为柏拉图式的爱情是比较高尚的爱情，但中国不看重这个。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差不多妓女从良的故事都是如此。

    中国小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特别男性化的男性如李逵、张飞、武松，都不近女色，也不受诱惑。真正好色的都是白面书生，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李甲，《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而且，在这些妓女从良的故事里，女性往往都比男性坚强，更能大胆追求爱情。像花魁娘子直接对卖油郎说“我要嫁你”，这种表现可以说是男性某种程度的弱化。可是能不能把男性的弱化就解释成女性的强化呢？其实未必。我觉得与其说是女性的强化，不如说是女性的理想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或者像《聊斋志异》里的鬼故事。哪个男人不希望碰到这样一个女鬼——夜半来、天明去，要钱给钱、要色给色？男性的弱化加上女性的理想化，产生了明代后期的这种言情小说。

    另外，中国传统小说还反映出中国人不太讲宽恕。鲁迅死的时候对儿子说：“如果你伤害了这个人，他却说宽恕你，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他曾说“我之所以宽恕你，并不是因为我大度，而是因为我无能。”这些话，说它尖刻也好，说它是对人性的透视也好，我觉得是很深刻的。中国小说里面也经常体现出这点。

    中国人对宽恕持怀疑的态度。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要分清“容”跟“忍”是两回事。中国很能忍，但不能容，忍有余、容不足。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都是忍。在这样的传统中来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对蒋兴哥这样的人致以崇敬。他能够宽容妻子的不贞，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男人是“乌龟”，会受到讥讽、嘲笑。以此来看梁启超《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确是深刻。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必须看中国人的小说，我们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必须先从改变中国小说开始。冯梦龙在为《三言》写的序中谈到编选的目的，是希望将它们作为《孝经》等儒家读本的辅助读物。他说编小说的人要有一种使命感，要用小说改造社会。

    从16世纪的晚明小说，到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再往下到鲁迅的小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为什么要写小说，鲁迅的说法是中国就像一个铁屋子，中国人在里面快要闷死了，他要写小说唤醒人们。胡适早年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说要开通民智。一直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其目的都以小说作为唤醒民智的工具。

    但林语堂是个例外。他认为文学没有目的，作家就是为自己写作。这样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在当前中国很重要。夏志清也说过，晚近中国的作家“脑子里只有中国”，想的都是要怎么样为中国富强、为开通民智做工作。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议题搁到一边，文学就会有独立的一天了。可是从明代的小说一路看下来，这很困难。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8月15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