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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帝主与星主:《水浒传》的神话学解读

来源:中国文学网作者:Brandauer 著 陈才智译 2009/08/26


收入白保罗、黄俊杰编辑《中国古代的帝王统治与文化变异》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水浒传》是最广为流传与深受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在中国小说史上,它名列明代“四大奇书”的第二位,[1] 任何有关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的研究,都无法忽略《水浒传》的意义与影响。[2] 从这部小说现存最早版本的刻印之日起,直至今日,它始终都倍受关注,这足以证明其声誉之巨大。《水浒传》现存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嘉靖时期(1522-1567),[3]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部小说的文本发展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它拥有若干主要的版本,相应地存在着众多的翻印本。马幼垣、马泰来曾这样总结其文本流传的复杂性:

    《水浒传》(不计金圣叹腰斩的71卷本)存在100 回、109回、110回、115回、120回和124回这几种版本,还有只分卷的版本(25卷和30卷),就文本的歧异性而言,《水浒传》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最复杂的中国小说。[4]

    使我们好奇的是,尽管《水浒传》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且是最广为阅读和深受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但同时,它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读者们由于对这部小说的含义产生分歧,导致在具体阐释上也出现了极大的歧义甚至对立。有关这些歧义和对立的论争,无一例外地涉及作者的创作意图。[5] 作者对皇帝持何种态度,他是怎样刻画宋江领导的义军的?尤其是,作者对皇帝与义军关系的刻画意图是彼此支持,还是相互对抗?读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争议。反叛者对皇帝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呢?还是从根本上说是忠心的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君权是一种威胁呢?还是在实际上成为一种巩固与支持呢?简而言之,反叛究竟是应当受到表彰还是谴责?在古代中国,这些问题是从儒家的道德立场被提出的。在现代中国,同样的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被提出的。无论是儒家立场还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其各自所做出的结论都大相径庭。

    笔者个人的小说研究,正是从对这些论争的兴趣开始的。我试图了解这些论争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通过对原文的细读来解决这些论争。考虑到这部小说复杂的文本发展史,以及金圣叹(1610?~1661)等人对文本所作的大量删改,我决定,在可能的情况下,藉由现存最早的全本来揭示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一努力将我引向了郑振铎编辑的《水浒全传》集校本,这一集校本提供了九种最重要的早期版本的相互比较。[6] 郑振铎指出,《水浒传》现存最古的本子是嘉靖年间(1522-1567)郭勋的木刻本,但这部百回本目前仅残存第51回至第55回。[7] 按照郑振铎的观点,第二种最古老的本子,就是汪道昆(即天都外臣)作序的百回本。这一版本可以追溯到1589年,经过细密的比对,郑振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汪道昆序本是郭勋本的一个很忠实的覆刻本。因而,郑振铎便选择这一本子作为其所编校《水浒全传》集校本的底本。由于汪道昆序本看来是这部小说现存最古的全本,所以本文的研究就选择这一本子作为依据。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郑振铎的集校本共有120回,其中后二十回(91-110回)以杨定见编《忠义水浒传》为底本。这后增的二十回含有平田虎、王庆的内容,这些内容一般被认为是杨定见本所增加的,而杨定见本则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120回本。[8] 既然这20回是后来增加上去的,所以就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了。在回目的引文方面,笔者会注明汪道昆本的回目次序。在文字引文方面,则采用郑振铎的集校本。如果可能,在原文的引用上,笔者将尽可能利用艾尔文(Irwin)和夏皮罗(Shapiro,又译沙博理)的译文,并适当作一些修改。[9]

    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可以通过对原文的细读,揭示出这部小说现存最早的全本中,包含着一个贯穿始终的、精心展开着的神话框架。这一神话框架不仅在作品结构上是一个重要元素,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被大部分释读者所忽视的理解视角。只要认真看待这一神话涵义,有关反叛者与皇帝关系理解上的混乱就会迎刃而解。[10]
依照笔者对这部小说的分析,这一神话框架是在五个连续的阶段中依次呈现的。因而,本文的前五部分,将对这五个阶段加以概述和分析。最后两部分则讨论这一神话框架的内在结构上的意义和外在阐释上的意义。

神话之引入

    小说的基本神话是在“引首”、第一回及第二回的第一部分中被引入的。在这里,中国传统神话中仙界与人事的紧密关系已经清楚的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在“引首”的最开始,我们读到,经过了五代(907-960)干戈不息的乱世之后,天道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宋朝建立了。在对宋朝历史的记述中,显示出天人之间不断出现的交感。其中两位皇帝被视为道教神仙的化身。开国皇帝宋太祖降生在甲马营时,吉兆伴随着他的出世,于是我们被告知,他其实是霹雳大仙的化身。随后,宋朝的第五位皇帝宋仁宗降生时,我们又被告知,此人是赤脚大仙的化身。

    王朝的事件以和平、一统、充裕与战争、分裂、乱离相互循环的模式呈现着。[11] 这里的关键是,中国神话中的仙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幽灵、神仙、超自然力在人类事务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神话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展现仙界如何通过对皇帝及其朝廷不断提供各种帮助,来谋求提升上天的意志。这种帮助在帝国软弱和社会混乱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

    书归正传,当宋仁宗降生,啼哭不止时,天庭感动,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进得内苑,只在其耳边低声说了八个字:“文有文曲,武有武曲。”[12] 这八个字后来被证明乃是吉言,因为我们得知,玉皇大帝差遣了两座星辰来辅佐这位未来皇帝的文武之事。文曲星乃开封府主包拯,武曲星乃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事实上,正是借助着天人交感所提供的帮助,宋仁宗的统治才庆幸地度过了二十七年的繁荣和昌盛。

    这种神助的模式在《水浒传》开篇就已经确立,并成为这部小说的神话基础。这一模式还为引入化身为梁山一百零八位绿林英雄的星精提供了上下文的语境。对上述相关事件的验证,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因为充分理解这些化身的神灵,对全面领悟这部小说的神话学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神话学框架在“引首”被提出以后,叙事者在第一回中继续介绍这一框架本身的细节。嘉祐三年(1058),天下瘟疫盛行,宋仁宗寻求一位道教真人张天师的帮助,祈禳瘟疫。太尉洪信奉旨去谋求这位道教真人的支援。洪太尉抵达道教名山龙虎山的上清宫,尽管在完成使命中酿下大祸,不过,当张天师来到京城,行过大醮,禳除天下灾邪势力以后,洪太尉也总算最终交差了。不过,洪太尉离开龙虎山上清宫之前,执意进入了一座上了封皮的殿宇,在里面发现一座石碑,碑后凿有“遇洪而开”。于是他不顾上清宫道众的阻拦,命人放倒石碑,掘开下面的大石板。只见一道黑云立刻从石板下面的地穴中冲了出来,射向天空,裂作百十道金光,向四面八方散去。

    这些道金光,正是在小说中化身为绿林英雄的一百零八座星精。当初,他们是作为魔王(或魔君)被镇在了地下,若被释放,必扰乱下方生灵。不过,正如道教真人在第二回开篇所解释的那样,他们的真正身份乃是三十六员天罡星和七十二员地煞星。[13]

    这样,小说开篇便引入了一个神话。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道教神话,它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交感作用。人世间的皇帝等被视为天仙的化身,而玉皇大帝和其他各种神灵力量在需要的场合不时提供援助。“引首”在结尾部分揭示了一百零八员星精与世间动乱的密切联系。

    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有诗为证,诗曰: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14]
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
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
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15]

    这一小节,尤其是上面这首诗,清楚的表明,依照这部小说的神话框架,一百零八员星精降临世间是大有来历的。而且,他们是与宇宙阴阳对立法则的造化之功相联系着的。其中天罡星联系着“阳”,地煞星联系着“阴”。

神话之显露

    神话在小说的开始被引入以后,再未有明显的外现,直到第 42 回,宋江梦遇九天玄女,并第一遭得知自己乃“星主”。在第三回与第42回之间的章回里,包含着一系列以单个英雄为中心的故事,它们按照韩南与彼得·李所谓的“连接性情节结构”连缀在一起。[16] 尽管读者已经了解了这部小说的神话学尺度,但在这一部分中,对小说的主人公而言,还是被蒙在鼓里的。第42回在神话的发展中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一回中,宋江存在的真实本性和意志首次显露出来,而他在第41回中刚刚加入了梁山团伙,在第60回中就要成为这一团伙的领袖。

    在第42回,宋江回家接他的父亲上梁山。正当他回梁山请求支援的时候,被官兵追上并围困。他陷在村子里,藏身于一座庙宇的神厨的帐幔后面,这座庙宇供奉的正是九天玄女。当时已是深夜,当一阵强风吓走了追兵之后,只见两个青衣童女径直走到宋江面前,自称“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说话。” 宋江既不知娘娘是谁,也不知为什么称自己为星主。两个青衣童女引着宋江来到神庙后面的娘娘所居之宫殿。穿过一道门,宋江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处不可思议的神奇境地,那里奇花异草,苍松茂竹,小溪潺潺。宋江从未曾听说有这样一个去处,寻思着,这或许就是世外仙境吧,所以心中不免惶惶然。他被引入一座大殿,殿上是一位秀丽端庄的娘娘。娘娘以美酒和鲜枣来款待他,宋江也不知将枣核弃于何处才不失礼,所以只好怀核在手。尽管宋江从未记得曾经“面觑圣容”,而娘娘的言谈却好像她(他)们以前就曾相识。随后,娘娘教取黄罗袱子包着的三卷天书“赐与星主”,并“法旨”道:

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17]

    这位九天玄女还告知宋江,玉帝因他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故而暂罚下方。当不久之后重登紫府时,便会忆起自己的言语。三卷之书当善观熟视,功成之后,便应焚之。许过他日重会之后,九天玄女便令童女送星主回去。二青衣童女一推,宋江便被送回了神厨之内,只是三个枣核还在手内,袖里帕子包着三卷天书。原来是南柯一梦。
细读原文,可以看出,第42回以后,宋江日益渴望得到皇帝的宽恕,并与朝廷和解。例如,这一点从第58回他对败军之将呼延灼的态度里可见一斑。呼延灼被擒之后,宋江待之若上宾。当呼延灼问他何故如此时,他答道:

    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18]

    尽管宋江渴望招安的打算与梁山其他好汉存在矛盾,尤其是李逵,最反对招安、赦罪,但是叙事仍旧按照神话的逻辑发展着。直到小说的发展的这一阶段,还只有宋江一人晓得义军的神话使命。其他义军成员对他们的神话命运则毫不知情。

神话之宣告

    在第 42 回以后,神话再次退到叙事的后台背景中,不再以一种突出的形式重新出现,直到第71回,义军众头领在梁山大聚义。在故事这一发展点上,义军一百零八位成员已全部聚齐,于是宋江发表演说,提议建一“罗天大醮”,来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祈保上天世世保佑,并上荐遇难的晁盖早生天界。宋江还提议,愿朝廷早日招安。他希望义军恢复为社会的守法成员,并有机会一表其报国忠心。

    宋江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罗天大醮自四月十五日开始,每日三朝,七昼夜好事。由四十八员道众协同公孙胜主醮。宋江期望能得到上天的“报应”,恰好至第七日,期待着的“报应”如期降临。只听得裂帛一声响,天门顿开,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地来,钻入了祭坛附近。掘开泥土,发现一个石碣,上有天书文字。众道士内,有一人专能辨验天书,誊写之后,说道:石碣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另一边是“忠义双全”。正反两面则是一百零八位义军头领的姓名。前面是三十六天罡星,背面是七十二地煞星。一百零八位均按等级排列有序,而以宋江为首。石碣上的天书,宣告了义军的天性及其所肩负的使命,因而义军的反应十分强烈。

    读罢,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数所定,谁敢违拗!”

    现在,通过宴会、庆典和聚议,宋江将这支义军继续团结在一起,并领导它一步步朝着与皇帝和解、为君权效命的目标发展。一面书有“忠义堂”的牌额被立在堂上。各类旌旗显要地悬挂各处,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山寨四面着各头领分兵把守,各有执事。宋江乃拣一良时吉日,召集众头领,首先发表致词,然后带头歃血誓盟。

    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19]

    众头领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

    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20]

    尽管这显示了众人的团结一心,顺听天意,但是,并非所有义军头领都想立即听从宋江的安排,同皇帝和解。这时,宋江填了一首词,词中写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21] 武松和李逵听了,都提出强烈的反对。

    虽然在此后的章节中,仍有接连不断的反对意见,但宋江的看法还是占据了上风。在第75回至第80回中,义军又与官兵连续交锋了五次,然后,宋江便心甘情愿地向朝廷主动纳降,于是,在第82回,他和他的义军便接受了期待已久的招安。

    神话至此,已经走过了三个独立的阶段。在小说开端,神话被引入;在第42回,神话向宋江显露;接着在第71回,神话被宣告给义军众头领。当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存在的目的,并接受了这一生活目标以后,众头领便自然地接受了宋江的领导,自觉地开始完成他们的使命。宋江领导着他们,首先通过仪式分配职责,通过盟誓统一军心,然后争取皇帝的赦免与招安,最后完成为君权效力的终极使命。

神话之确认

    尽管在小说的前71回中,神话仅仅出现了几次,但是当第71回中,神话被宣告给义军之后,便再三被加以确认。通过笔者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第71回至第90回,神话的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第四阶段。一旦全体义军头领了解了其神话来历与使命,并开始朝这一命定的目标前进,神话的基本思想便一再地进入到叙事视野中。故事的发展不仅受到来自义军自身成员的推动,而且也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其他人物的推动,到目前为止,皇帝也已经知道了这支义军的使命。下面我们来简要概括一下第71回至90回中神话的确认方式。

    在第 74回开端,作者详尽地描述了燕青,为后面他与相扑好手任原的一场恶斗作一铺垫。描述以一首十六句的古风开篇,作为三十六员天罡星之一,燕青“罡星飞出东南角”。作者又说:“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22] 笔者认为,这一描述对神话学框架的确认而言,只有材料上的意义,而无结构上的作用。这一确认,只是为了提升神话的地位,并加强神话在小说故事中的重要性。

    当故事进一步发展下去时,神话逐渐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在第 81回,宋江修书给太尉宿元景,请求他帮助取得皇帝的赦罪,之前,他对天祈祷,并取出第42回中得到的天书加以咨询。

    宋江大喜,教取纸笔来,一面焚起好香,取出玄女课,望空祈祷,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随即置酒,与戴宗、燕青送行。[23]

    当第82回中,招安终于实现时,梁山加以热烈庆祝。交换了御酒和礼品以后,宿太尉离开梁山,返回京师。于是,宋江传令:

    我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今者天子宽恩降诏,赦罪招安,大小众人,尽皆释其所犯。我等一百八人,早晚朝京面圣,莫负天子洪恩。[24]

    接受招安之后,义军为报效皇帝,剿灭了朝廷两大主要敌对势力。[25] 在故事的发展中,关于这支义军乃源于上天的传闻,已经广为流播。在第84回的征辽之役中,我们获知,甚至大辽国主都已晓得这一百零八位英雄是何许人也。当宋江攻克了蓟州之后,大辽国主的御弟耶律得重回到燕京,向国主禀告失利之事。当问及对策时,一位官员启奏到:

    今日差将他来,便和俺们厮杀。他道有一百八人,应天上星宿。这伙人好生了得,郎主休要小觑了他![26]

    尽管知道这一百零八位英雄乃星精之化身,辽国显然未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在第 85回,辽国试图以高官诱降宋江。宋江重申了他对宋朝皇帝的忠心,并坚决地声明,义军决不会归降辽国。

    汝辽国不知就里,看的俺们差矣!我这伙好汉,非比啸聚山林之辈。一个个乃是列宿之臣,岂肯背主降辽?[27]
义军的神话学来历、本性和使命甚至连宗教界都已知晓。在第85回中,宋江与公孙胜拜望了一位道教长者罗真人,此人正是公孙胜的本师。烹茶献果已毕,罗真人对宋江说道:

将军上应星魁,外合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则归顺宋朝,此清名千秋不朽矣。

    徒弟公孙胜,本从贫道山中出家,以绝尘俗,正当其理。奈缘是一会下星辰,不由他不来。今蒙将军不弃,折节下问,出家人无可接见,幸勿督过。[28]

    宋江的回答不仅认可了罗真人的话语,同时也清楚地表明,直到第42回神话之宣告以前,义军并不知晓其共同的来历与使命。

    江乃郓城小吏,逃罪上山,感谢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恩如骨肉,情若股肱。天垂景象,方知上应天星地曜,会合一处。[29]

    在这里,我们好奇地注意到,宗教人士对有关义军神话的确认,看来是被界定在了道教的范围之内。在第90回,鲁达、宋江等人往五台山参禅,从前鲁达曾大闹五台山。尽管佛家长老对宋江赞扬有加,并送给宋江、鲁达每人四句预言其未来的偈语,偈语神秘莫测,但并无迹象表明,长老知道宋江、鲁达乃是有着奇特命运的星精。

    最后,在第88回有关九天玄女的叙述中,神话再次被确认。在梦中,宋江又一次被引到九天玄女面前。这是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因为在第88回这一关节处,宋江第一遭在征辽战役中败兵。李逵被捉,而且局势看来十分危机。紧要关头,九天玄女重现于故事中,来帮助宋江。她表扬了宋江能够“忠义坚守”三卷天书。事实上,宋江在第86回中,已利用天书成功避开了辽国的妖法,[30] 但眼下看来,对辽国的威胁,他已束手无策。九天玄女向他详细的传授了五行混天阵法,结果在第89回中,宋江的人马便大获全胜。

    九天玄女的再次现身,为小说的神话框架提供了一次有力的确认。在宋江梦醒之前,九天玄女对他说道:

吾之所言,汝当秘受。保国安民,勿生退悔。
天凡有限,从此永别。他日琼楼金阙,别当重会。汝宜速还,不可久留。[31]

神话之结局

    通过为皇帝的忠心征战,星精所化身的义军目前已成就了其在人世间的使命。征方腊之战是义军为朝廷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尽忠,至此,神话走向了大结局阶段。
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在征方腊之前,义军成员尚完整无损。而一旦这场最后的战役打响,义军立刻开损兵折将。在第91至第99回这九回中,除二十七名头领之外,其馀头领非死即散。事实上,这九回中的每一回中,义军的人数都在减少。

    宋江对此的反应值得注意。对兄弟们的伤亡,他深感伤痛,听到他们在战场上阵亡的消息,他需要不断战胜内心的伤感。不过,他似乎也理解,此乃天意。在第92回的结尾,当听得又折了郑天寿、曹正、王定六等三个兄弟时,宋江昏晕了过去;至第93回开篇苏醒过来时,他对吴用说:

    我们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腊了!自从渡江以来,如此不利,连连损折了我八个弟兄!

    吴用劝道:

    主帅休说此言,恐懈军心。当初破大辽之时,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数。今番折了兄弟们,此是各人寿数。眼见得渡江以来,连得了三个大郡,润州、常州、宣州。此乃皆是天子洪福齐天,主将之虎威,如何不利!先锋何故自丧志气?

    宋江答道:

    军师言之极当。虽然天数将尽,我想一百八人,上应列宿,又合天文所载,兄弟们如手足之亲。今日听了这般凶信,不由我不伤心。[32]

    神话在第 99 回和 100 回中,道出了结局。征方腊之战结束后,宋江班师回京,向皇帝复命,这时,他请求能允许见存的二十七名义军成员衣锦还乡。皇帝览奏,嗟叹道:“卿等一百八人,上应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见存,又辞去了四个,真乃十去其八矣!”[33] 乃准奏。

    在最后一回中,又记述了其馀几位义军头领的结局。在朝廷奸臣的奸计陷害之下,卢俊义食了放有水银的御膳,从船上落入淮河而死。宋江则饮毒酒而亡。在死前,宋江还召来李逵,担心李逵在他死后造反,于是便将毒酒分给了李逵。小说还记述了宋江的幽魂在皇帝等人梦中的显灵。在结尾,小说以四首诗歌表达了对宋江和义军的赞扬,其中最有助于说明小说神话学结构的,是以下这首七言绝句:

    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34]

神话在结构上的意义

    上文所述之神话,在《水浒传》这部小说的结构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它为小说的叙事提供了一个统一、强化和协调的结构样式。叙事的内容当然绝非仅仅是神话,但是如果没有神话,这部小说的结构完整性将大大削弱。

    叙事者在第一回中引入神话,此后,将神话以不断增加的频率带入故事的叙述当中,在最后一回中又以神话来结尾。如前所述,神话在整个叙事中,是一条基本线索,它贯穿在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神话的发展还将整个故事连接在了一起。它是小说中最重要的连接手段,是它将小说故事的不同部分以一种逻辑方式连接在一起。例如,小说在内容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七十回由独立的英雄故事组成,这些英雄以各自不同方式最终聚合到梁山。后三十回则由义军整体的故事组成。如果没有神话,小说的两个部分之间将会出现严重的断裂。神话还为小说第 71 回中的过渡提供了基础。这种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的过渡,对应着神话发展中,对义军本质与使命的认识,从个人扩展到了集体。神话不仅将两个部分的故事连接在了一起,而且还为二者之间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因由。

    随着神话的发展,小说的神话结构无论从小说内部、即人物自身的角度,还是从小说外部、即读者这一角度,都已越来越清晰可见。对神话重要地位的不断强调,使我们更加关注神话发展的方向。宋江对君权的忠诚表明,他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支义军的神话使命。与此同时,读者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小说故事所揭示的神话内涵。
为结构目的而运用神话学的框架并非《水浒传》所独有。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也包含有这样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与我们在《水浒传》中发现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其中,拥有相似神话学结构的最佳例子大概莫过于《红楼梦》和《镜花缘》了。它们也是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有着神仙、精灵与超自然法力的神界。这样的神界以同样的方式密切影响着人间事务。小说作者的观点也同样建立在神仙与人类互化的基础上。在《红楼梦》中,是一块通灵宝玉化身为人间的贾宝玉,而在《镜花缘》中,是百花仙子化身为了人间的美少女。不仅如此,在这两部小说中,神话结构同样是统一、强化和连接着作品的主要手段。

    如果神话在《水浒传》中确实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从前的学者竟如此忽略了这一问题?从结构的立场来看,其中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神话被消解在了小说巨大的文本变化当中。在过去的三百五十年里,读者中最流行的《水浒传》版本,并非本文研究所使用的版本,而是被金圣叹改编过的版本。经过金圣叹改编的以后,这部小说原始的神话学本义被遗弃或削弱了。

    金圣叹的改编自有原因。看来,他对反叛者及其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存在强烈的矛盾心理。王靖宇说:

    仔细阅读金圣叹的《水浒》批语,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其游移于两极之间的态度:一方面同情这些绿林英雄,另一方面则谴责违法犯禁。[35]

    因为痛恨作为强盗团伙的梁山好汉,所以,金圣叹便将《水浒传》腰斩为了一种七十回的本子。砍去了小说第71回梁山大聚义之后的内容,以一场虚构的梦境——梁山头领全部被斩首(做梦者卢俊义除外),结束了他的改编本。[36] 金圣叹还通过删削增改,对某些自己不满意的段落进行了修订。并自称这一修订亦并非无水之源,根据就是他在一位朋友书房中发现的作者自己写定的古本。 

    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正是金圣叹的改编本逐渐遮蔽了其他版本,并成为读者中间的通行版本。这一版本的流行程度,正如陆大伟(David Rolston)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叶的学者,甚至全然不知更古的版本,也并不知晓金圣叹在他所改编的71卷本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37] 时至今日,尽管已有若干金本之前的120回本的现代重印本,[38] 但流传最广的,仍然是金本,或直接源于金本的本子。[39]

    从原本神话的立场来看,金圣叹的改编已变得面目全非。金本的读者已无法体会到神话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金圣叹将小说腰斩于第71回,也同时腰斩了神话发展的目标所向。而以一种暧昧的眼光来塑造梁山英雄,并以梁山英雄尽被斩首的恶梦来结束其改编本,更是破坏了神话的本义。金圣叹将小说腰斩,还剥夺了神话的结构意义,并因而危害了小说故事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金本中的神话,往好里说是暧昧不清的,往孬里说是无关与多余的。假如宋江及其义军的目标是忠心报效皇帝,就像第42回“神话之显露”和第71回“神话之宣告”所暗示的那样(这两段描写金本都予以了保留),那么,这些梁山英雄为何恰恰在认识到其命运的时刻被斩首了呢?

神话在阐释上的恰切

    在本文开篇笔者曾表明,笔者对《水浒传》的兴趣开始于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要揭示小说作者刻画皇帝与义军关系的本意。眼下,我们便可以探讨一下,小说的神话框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恰切性了。

    至少是在17世纪初,便有人将这部小说解释为对造反者的称颂,故而有碍皇帝及其君权。1642年,明思宗崇祯(1628~1644)颁布了一道查禁这部小说的法令。[40] 很显然,许多人都已看出这部小说中的英雄与张献忠和李自成多有相似,而正是这两个人,最后一举推翻了明王朝。笔者已经指出金圣叹对梁山好汉的矛盾态度。大部分现代学者都认为,金圣叹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是因为作为一名儒家思想的坚定信奉者,他对强盗有着强烈的憎恶。正如王靖宇所云,金圣叹认为,“即便是虚构之作,也应以适当的角度来表现犯上作乱。”[41] 这一假设的前提,当然是这部小说确实有助于推翻皇权。

    近些年来,对梁山英雄与皇帝的关系一直存着争议。从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对这部小说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一点。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部小说一直被称赞为“农民革命的一部史诗”,它不仅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而且被视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先驱。然而,1973年年初,《水浒》却因被视为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革命作品,而遭到猛烈抨击。1975年至1976年,出版了众多的文章、书籍,对这部小说予以强烈批判,批判宋江对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出卖。[42] 这一态度上的转变从表面上看,几乎与金圣叹对早期全本《水浒传》的腰斩形成了一种对衬。尽管这一转变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部小说只是因其历史性的寓言而受到高度重视,但是,这些评论还是为许多读者,至少是当时的许多读者,展现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无论被视为革命主义,还是被视为一种投降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对这部小说的认识,始终是视其为对皇权的颠覆,至少从本意上如此。 

    那么,神话学观点如何能恰切地调解这一争端呢?笔者认为,如果能够理解并认真对待前金圣叹本中的神话,对反叛者与皇帝关系理解上的混乱将迎刃而解。从神话结构的立场来看,这部小说绝非是要颠覆皇帝及其君权,或儒家政治体系。恰恰相反,这部小说是要维护皇帝及其君权。 

    如果考虑到神话结构所涉及的叙事正角与反角,我们就会发现,梁山英雄与皇帝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正面角色。这二者可谓一丘之貉,同门异户,他们都是神仙下凡,都有神仙相助。

    另一方面,真正的反面角色,并非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所以为的皇帝。这部小说也并非是普实克所主张的,是一出集体悲剧,悲剧中英雄们发动了一场大革命,而当他们投降了皇帝以后,便相继夭亡。[43] 从神话学角度理解,这部小说中的皇帝并非反面角色,真正的反面角色是朝廷奸臣和地方贪官。小说自始至终都是在谴责那些对皇帝不忠、对百姓不义者。小说确实宣扬了反叛,不过,反叛的是对现有制度的颠覆,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中的英雄确可称之为反叛者。可以这么说,一百零八员星精的使命代表着一种天助的反叛,反叛人世间的邪恶势力。不过反叛的目标是改革,而非革命。没有证据表明,需要推翻的是皇帝或制度本身。全部神话框架的说教目的是要表明,尽管存在着贪污腐败、管理不善、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但是仍有超自然的神力在帮助人间的皇帝及其君权。

    一百零八员星精肩负着在危难时刻向皇帝提供帮助的特殊使命被降生在人间。而小说中皇帝也确实需要这一帮助。在小说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关涉到的皇帝是宋徽宗(1101~1125),北宋末代皇帝之前的一位皇帝。尽管他始终被刻画为软弱无力,易受蒙骗与操纵,轻信奸臣,但小说并未对其造成的人间混乱给予丝毫指责。真正被视为反面角色的是那些贪官污吏。是他们应该对英雄们被逼上梁山负责,对朝廷的软弱负责,对外敌的威胁负责。神话框架是从义军对天定使命的认识开始,逐步发展为接受皇帝的赦免,并为之尽忠。

    近一时期,除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之外,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对《水浒传》的分析。例如,将小说视为描写英雄侠义与厌恶妇女的虚构的历史作品(夏志清),[44] 或认为小说反映的是清代中国北部一场效仿梁山英雄的游击运动(孙述宇),[45] 或认为小说是16世纪文人对梁山泊英雄故事的改头换面性质的再创作(浦安迪),[46] 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反映明代思想和形象的历史小说。[47] 本文的目的并非是要暗示,神话学是《水浒传》这部小说唯一可能的阅读视角。就其特定的上下文而言,其他视角的阅读也完全可以适用。像《水浒传》这样一部广为流传、久被阅读的小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完全可以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哪怕是相互分歧的解说。

    然而,上述解说无一认真地留意到小说中的神话。现代批评者通常都认为,模仿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是解读小说的最佳途径。而且,许多现代批评者所持的世界观,也使其很难接受神话学的框架,因为这一框架是以宿命论哲学和人世间存在超自然神力为前提的。不过《水浒传》的神话学框架实在不应受到忽视。这一框架绝非只是古代小说讲述传统的残余,可以被视为多余而遭忽略。大多数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也包含着与《水浒传》相似的世界观。不管怎样,就这部奇特的小说而言,理解其神话的重要意义,对正确领悟其原始结构和创作意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注 释
[1] 例如,可以参见谭正壁《中国小说发达史》(重印本,台北:启业书局,1973),310-324页。在英文中,对四大奇书最全面的研究著作,是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译者按,沈亨寿译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10。
[2] 夏志清(C.T.Hsia)在他那部知名的中国古典小说绪论中,论及了《水浒传》和其他五部主要作品(《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参见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评论性的介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译者按,胡益民、石晓林、单坤琴译,陈正法校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在最近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批评的文献性著作中,陆大伟(David L. Rolston)也选择了同样的这六部最优秀、最有影响的小说。参见陆大伟《如何解读中国小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
[3] 这是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武定侯郭勋木刻版。这一版本现仅存有第5l回至第55回的残本。参见郑振铎《水浒全传》序,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4]《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编辑(布莱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6),713页。作者这里指的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一回本,事实上,金圣叹本包括一个“楔子”加上七十回正文。金圣叹截取了《水浒传》的前七十一回,将第一回改为了“楔子”,然后将其余的七十回重新划分为第一至第七十回。
[5] 这部小说是一部集体创作,作者有可能不止一个人。这里所说的“作者的创作意图”是指所有参与编撰者的集体的创作意图。
[6] 郑振铎编校《水浒全传》三卷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陆大伟高度评价了这部集校本的重要价值:“现在,郑振铎(1898~1958)编校的集校本,使不同版本之间的相互比对变得十分简便了。” 参见陆大伟《如何解读中国小说》,128页。
[7] 参见郑振铎《水浒全传》序,《水浒全传》,6页。
[8] 郑振铎《水浒全传》序,《水浒全传》,2页。
[9] 理查德·格雷格·艾尔文(Richard Gregg Irwin)《一部中国小说的演变:〈水浒传〉》(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及西德尼·夏皮罗(Sidney Shapiro,又译沙博理)翻译的两卷本《水浒传》(北京:外文出版社,1981)。
[10] 笔者在此使用的“神话”定义如下:“一种传统或传说中的故事,尤其是包含上帝和英雄,以及对文化习俗、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加以解释的那些故事。”参见《蓝登书屋韦氏大学词典》(纽约:蓝登书屋,1991),895页。(译者按,《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定义如下:“[企图表达或解释一种基本原理的]虚构故事、信念;寓言;比喻。”中国商务印书馆;美国蓝登书屋,1997.4)《水浒传》中的神话,是以中国传统神话的面貌呈现的,包含着超世绝俗的叙事。
[11] 这使我们想起了《三国演义》毛宗岗本卷首所宣扬的轮回思想。
[12]《水浒全传》,2页。
[13] 在道教神话中,“天罡”指北斗丛星中的三十六星之神。“地煞”是星相家所称的主凶杀的七十二颗星。参见《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第二卷1429页、1032页。“天罡”、“地煞”等名称,参见沃纳(E. T. C. Werner)《中国神话辞典》,(上海:Kelly and Walsh,1932;重印本,纽约:朱利安出版社,1969),506页,496-467页。沃纳指出,天罡与地煞通常相伴出现,前者被视为吉兆,后者则正相反。
[14]“三登”是在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一连三九二十七年”的五谷丰登。参见《水浒全传》,2-3页。
[15]《水浒全传》,3页。
[16] 参见韩南(Patrick Hanan)《早期中国的短篇小说:批评理论概要》,《哈佛亚洲研究学刊》27卷(1967),183-184页;彼得·李(Peter Li),“《三国》与《水浒》的叙事模式”,《中国叙事体文学论集》,浦安迪(Andrew Plaks)编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80-82页。这些章节包括①鲁智深(3-7回),②林冲(7-12回),③杨志(12-13回和16-17回),④晁盖(14-15回和18-20回),及宋江(21-22回和32-42回)。
[17]《水浒全传》,679页。
[18] 同上974页。
[19] 同上1198-1199页。
[20] 同上1205页。
[21] 同上1206页。
[22] 同上1240页。
[23] 同上1334页。
[24] 同上1354页。
[25] 征辽出现在第83回至第90回,征方腊出现在第91回至第99回。120回本《水浒传》在这二者之间又插入了两次战役(第91回至第100回的平田虎,及第101回至第110回的平王庆),而征方腊相应地被排在了第111回至第119回。
[26] 《水浒全传》,1393页。
[27] 同上1408页。
[28] 同上1401页。
[29] 同上1401页。
[30] 同上1415页。
[31] 同上1446页。
[32] 同上1692页。
[33] 同上1797页。
[34] 同上1818页。
[35] 王靖宇(John C. Y. Wang)《金圣叹》(纽约:特怀恩[Twayne]出版公司,1972),60页。
[36] 何谷理(Robert Hegel)指出,出于对明王朝的忠心,金圣叹支持消灭反叛者的政策。何谷理认为,金圣叹在他的版本中增添了斩首的内容,以便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何谷理又写道:“在这一层面上,金圣叹行使了其代圣贤立言的权利,表达了通过对当日重大问题直言评说,来巩固天下的稳定与融合这一愿望。”何谷理《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83页。
[37] 陆大伟《如何解读中国小说》,128页。
[38] 例如,《水浒全传》,三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及《水浒全传》,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6)。
[39] 尽管金圣叹对小说原文作了大量的删改,不过,现代的编者们仍继续着这样或那样的改动,来出版和制造着新的版本。其中最流行的现代编辑本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两卷本。这个本子受到了广泛的评注,并多次被重印。但是,这个本子事实上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新的版本。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告诉我们,尽管他们是以金圣叹本为底本,但有些部分则采用了100回本和120回本。他们删除了卢俊义惊恶梦的情节,而以梁山英雄大聚义简单地结束了小说。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梁山好汉最终被斩首,同对小说的革命性解释之间难以协调。这个本子将金本的“楔子”恢复为第一回,又重新编排了其馀的章节,出台了一部七十一回的文本。在第60回,68回,42回,62回的一些段落里,则恢复了100回和120回本的原文,因为编者反对金本所作的修订。若干章回的标题也被改头换面。结果是,这一知名的现代编辑本实际上成为了这部小说一个崭新的版本。
[40] 王靖宇《金圣叹》,64页。
[41] 同上63-64页。
[42]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水浒传》一书的评论,可参见《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5),74-81页。“附录一”是1949年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对该书文学批评的一个概要,“附录二”则是1973年至1975年的批评概要。
[43] 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中国历史与文学》(荷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D. 雷代尔[Reidel]出版公司,1970),464页。
[44]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75-114页。
[45] 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
[46] 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279-360页。
[47] 骆雪伦(Shelley Hsueh-lun Chang)《历史与传说:明代历史小说中的思想与形象》(安阿伯[Ann Arbor]: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0)。

原载:《中国古代的帝王统治与文化变异》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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