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报刊上不时见到一些有关的纪念文字。这使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列宁格勒街头,素昧生平的俄罗斯人热情地冲着我们叫“毛泽东”的情景。流光如水,才过几年时间,随着列宁格勒恢复圣彼得堡旧名,毛泽东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而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成了俄国人的经常话题。

    在90年代末,我在莫斯科买到一本毛泽东传记:不是新出的时髦读物,而是1939年问世的珍籍。由于它是苏俄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而我国的有关著述至今未见提及,因而略加介绍,望能引起党史研究者对于这一文献的重视。

    我们知道,早在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不久,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英、中文版以及俄文的《革命东方》杂志,即发表专文予以赞许;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1927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更称赞毛泽东的这一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此后数年间,尽管毛泽东尚未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提得最多的正是毛泽东,而不是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国焘、向忠发和博古以及其他地位比他高的中共领导人。

    1934年8月,共产国际高度评价毛泽东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所作的报告,在莫斯科出版了中、俄、德、法等十几种文字的单行本。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第一本俄文的毛泽东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与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等并列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在这之后,《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相继发表有关毛泽东的专文,称他为中国人民的领袖,《真理报》所载哈马丹的文章称赞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在这之后,虽然苏联的报刊还发表过有关毛泽东的文章,但是苏联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却是到1939年年底才出版的。

    我手中的这本毛泽东传记缎面精装,右面正中红底上竖印黄色“毛泽东”三个大字,且用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手迹。与“泽”字平行,左面是俄文的“毛泽东”几个金字。中文书名下是出版单位和时间: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1939。书里用中、俄两种文字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按惯例这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国际共运领导人传记和著作的特殊标志。扉页前面苏沃罗夫绘制的毛泽东铅笔肖像是单印剪贴上去的,四边压成边框形状。扉页的内容与封面一致,只多了“传略”这一俄文说明。

    本书篇幅不大,总共只有102页。传记内容取自斯诺的《西行漫记》,但未予说明,只说是“以一位美国记者1936年据毛泽东谈话所做的记录为基础”。除此之外是前言和附录。附录中收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25日声明》、《八路军战士抗日誓词》、《毛泽东答新华日报记者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西班牙人民的信》等4篇文章(此据俄文直译,当以中文原文为准)。

    不过,最值得关注的是本书的前言。尽管它没有署名,版权页上也只注明是由苏联国家档案馆与M·基谢廖夫编写。但是从本书的出版规格来看,即使这前言是名不见经传的基谢廖夫执笔写成,它也必定经过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审查。因而可以认为,前言中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也代表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尤其是斯大林本人当时对毛泽东的评价。1937年在斯大林以肃反手段清除异己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之后,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高规格的广泛宣传(《毛泽东》印了26000册,在当时这个数字并不小。),若未获得他的同意,是不可思议的。前言没有标题,甚至连“前言”这两个字也没有,而是以斯大林的一段语录作为题词,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前言简要地回顾了中国4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和近百年来抗击西方列强的斗争,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它领导下的最富于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列举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和周恩来等布尔什维克和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之后即以大约8000字的篇幅集中评介了毛泽东,称毛泽东为“光荣的人民英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无限热爱自己祖国的榜样和全心全意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人”,“杰出的革命统帅、天才的战略家与全面的国务活动家”;“毛泽东的生活史即是整整一代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历史”,“他的名字广为人知并赢得千百万人民大众的热爱。它传到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并远播于中国疆域之外”。

    前言称“苏联劳动人民对毛泽东的名字感到亲切和珍贵,他们不懈地关注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而“苏联读者将会饶有兴趣地阅读伟大的中国革命者关于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传记故事”。

    我认为,苏联出版的这第一本毛泽东传记乃是共产国际、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正式公开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标志。因为长期以来,虽然如前所述,苏联报刊介绍过毛泽东,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更支持善于钻营的王明,并于1935年让王明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分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直到1938年3月季米特洛夫才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刚到莫斯科的任弼时说:“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这是据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集第58页)中的说法;师哲的回忆与此略有不同:“应当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师哲回忆录《在巨人身边》123页)但是俄罗斯学者加列诺维奇说,上述对于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地位的肯定不是季米特洛夫本人,而是斯大林的意思;当时对王稼祥说这番话的也不是季米特洛夫,而是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机构的密探曼努尔斯基。曼氏在传达斯大林的这一意思时季米特洛夫坐在一旁默不作声(部彦秀等译加列诺维奇《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第13-14页)。我认为,这番话无论是出自何人之口,都只有在斯大林授意下,才会正式对中共代表宣布。而中共中央在获知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一态度之后,才会在王明狂妄地要求中央各领导人到他所在的武汉去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毫不客气地责令他到延安参加会议,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正是在这次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最终结束了来自王明的挑战。

    如果把1939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付印的这本毛泽东传略与同年12月20日毛泽东为祝贺斯大林60岁生日所发表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对照起来读,或者不无意思。前者对毛泽东的种种称颂虽然源于斯大林的授意或赞同,但斯大林本人毕竟没有出面。后者则公开以毛泽东自己的名义对斯大林表示拥护:“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两位巨人在世界共运史上留下的巨大遗产,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中华读书报 200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