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艺术生活

    1937年7月,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冲破重重阻碍,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写成了这部让世界对延安刮目相看的纪实作品。在访问期间,这位执著的女记者对延安生活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此处选摘的是侧重介绍当时戏剧和美术活动的内容。本书译文虽不甚流畅,好在多少保持了当年特有的时代气氛与生活气息。

    流动剧团

    我想,戏院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苏维埃那样重要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或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它是革命本身不可分的部分。它把几种机关合而为一——教堂、国家和政治集会。即使长征中在那艰苦的大草地上,戏院也在夜帐的火光四周极其活跃,酬慰那些苦斗了一天的疲劳的战士们。人类是不能单靠食粮而行军的。

    我第一夜在延安戏院里,是跟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在一起的。戏在六点半开演。我们到得早,别人也个个这样。还没有丝毫开幕希望的时候,那些粗陋的木凳早已挤满了。后到的人们都从经验知道座位的排法,随手带着一块砖头。怎样喧闹啊!我确信那里没有一个人不在试着同时跟几个人打招呼,他们为此不得不从好行方便的同志背上跳了过去。有人就开头唱歌或喊口号,个个人都热烈地接上了。接着,观众开始要求谁独奏一曲。起了一大阵要大家静默的要求声;在一分钟之内,喧闹便只剩下了期待的寂静。开始了二人口琴合奏,奏着电影《今日之苏联》中轰动一时的新歌,这歌是几个北平学生带到延安来的。一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小鬼”走了过来,紧握我的手,非常有味地望着我的脸儿,随即在朱德两腿之间坐到泥地上去,紧抱着这位总司令的膝头度过了黄昏的其余时间。

    这场楔子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于是用极大字标明“中国人民抗日剧社”的红色丝幕,不稳地扯动了一两次。人人安坐下来。用油灯遮掩在美孚火油筒后面而做成的舞台脚灯,开始放光,又全然静寂了。一个孩子歌舞队出现了,穿着红色的丝质短裙和白色的罩衫——象征着“红”“白”联合战线。孩子们成双行斜靠着好像风琴的键子一样,那男孩演员刘治(译音)便在他们背上奏了一支合奏曲。键子们合拍地上下急动,每一个都在环舞中唱几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歌。女主角是一个10岁模样可爱的小女孩子,受到一次大喝彩。排尾一个卷头发小男孩的舞衣的宽紧带松了开来,他转向观众露齿一笑,装出滑稽羞怯的模样褪下短裙,受到更大的喝彩。

    第一出喜剧是杰出的。那是延安当地人民创作的。男主角真是第一流的,他是个稍稍粗鲁的农家孩子,试想从他祖母的破茶壶里偷出一点钱来。他漫不经心地一装再装他的长水烟管,谈说他的祖先和天气。我已经忘掉结尾的教训,但他拘束的身姿和手势使我们哄然大笑不止。

    当晚的主剧是《间谍》。这是西班牙内战的一个故事。已故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之子扮演那傲慢的叛军军官,责罚那些不幸的政府军间谍,他演得那么使人信服,我开始恐惧观众要攻击他。

    艺术,抽剥到它最素朴的本质时,确是一种武器。演员们只有极少的道具和很简单的情节来帮助他们演出。在那赤裸的舞台上,他们的演剧才能不得不受到最高的检验。演员即是戏剧。他们倒都好得惊人。孩子们是那么自然,那么出色,我想他们会使秀兰·邓波显得非常做作。关于这点,所有中国人都是天生的演员。他们不论老幼在舞台上都是完全从容自在的。那些戏都是极显露的宣传,但观众对于这点倒并不吹毛求疵。然而他们非常会辨别表演,从不失掉一个精彩之处,立时用有眼力的喝彩来回答任何一场刻画人物特性的好戏。我想那种临时加上的台词——那是常有的——是那么密切地吸住他们注意力的部分原因。他们因此老是津津有味地看不同演员所演的同一出戏,而在许多次重看之后就成为鉴赏家了。

    朱德、毛泽东和其他人常到戏院中来——戏院每星期演戏数次——恰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如孩子般看得津津有味。

    关于这戏院的有趣的事并不是剧本,也还不是表演,而是观众共享着剧中生活的这个事实。人人的脸儿都是全神贯注的;舞台上活动的演员和长凳上的观众之间,情感的维系是正像梵哑铃和它的乐弓一样密切。这些演员始终合着听众的情感在演戏。他们不是和观众分离,不是给予外人娱乐,却是代表群众在作一种表演。你永不能找到更“业余”的演员了——也不能找到眼力更惊人的观众。这是真的同志之谊。

    最成功的戏中,有一出是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它已被许幸之在上海编成戏剧,确是很好的。那有趣的农村无产者阿Q是由剧社主任曹彬三(译音)扮演的。从此以后,他无论去到哪里,人们都高声喊着“阿扣——伍”这个开玩笑的称呼欢迎他了。同他一起演的是剧团的一个男孩演员,一个脸儿端庄、卓别林式的悲剧小人物,他几乎博得满堂欢声雷动的大喝彩。

    “流动剧团”的构成是这样的:在瑞金时,高尔基学校有1000个学生,派出五六十个人组织的剧团周巡于各苏维埃并到前方。此外还有“工农剧社”。每个“列宁学校”、小学和农工苏维埃,以及前方各军队,都有它自己的剧团和临时戏院。在西北,他们没有像在南方那样广大的组织,但已经尽当地情形所许可,迅速推展运动。现在,每一苏维埃分区,以及每一大的学校和红军大队,也都有自己的剧团。这些流动剧团巡游各地,从事生气勃勃的相互竞赛。

    我想,这种流动的苏维埃戏院,是中国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意味的发展。共产党人非常明白:获得中国农民的心的方法,便是应用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好戏剧的心理。中国的露天戏院已经发达了好几百年了。虽然元朝以来历代的颓废知识阶级未曾有什么新而富有生气的创造,可人民从没停止过对于旧剧的忠实爱护。现在革命知识分子空前地在民众中间工作,人民正在其本身发现创造新文化复兴的才能。他们最初的努力就在那所爱的戏院的范围之内。

    武装的艺术家

    人们说:高雅的美术需要安闲的条件。人们也大抵相信,美术至少需要纸张、画笔、绘料和一间保持私人气质的屋室。这些条件,在中国苏维埃,是一个也不存在的。哪怕一张最普通的纸都是最奢侈的东西。甚至印刷人不得不从煤烟中自制墨水,徐特立不得不自己发明用灰做的粉笔。人人都用铅笔和钢笔,不用毛笔;画家能够借到一段少有的墨和一支毛笔,就是很幸运的了。

    然而仍有美术家跟红军在一起。那些受过新教育的年轻人,乐于以几天时间在村庄的土墙上设计极大的现代式标语,或者在黄土岩面上刻出美术字来。写标语和用纸或布刻成图样,是红军中艺术家的主要任务。其次,他们的时间大抵用来为学校教科书和宣传品作插图。但他们也作木刻、铜刻、石刻、木炭画和极动人的小幅墨水速写画。

    中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设计家,个个都爱无论何种装饰。我确信,从没有军队会像中国红军那样赏识和尊重粗纸小片上的任何艺术品。每个“列宁纪念室”、娱乐室、办事处和兵营,都有一份列宁、马克思、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朱德的画像或传单,常常也有彭德怀、林伯渠、周恩来和贺龙的。画像大部分都是兵士和工厂工人们自己从原画摹临下来的。每一间那样的公共室,也有彩色纸做的花饰,门口有绿树枝的环儿。他们以这些小装饰而非常骄傲——这使那颓坏的土屋显得华美爽适,有一种假日的气氛。每间公共室和寄宿舍也都要在墙上挂几张苏联的照片,尤其是苏联红军、飞机、大工厂和电气厂内部的图样。苏维埃人民的确把这些多少看做他们自己的成就,并对乡人们指出它们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财产。

    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阶级,因为多坐少动这个主要原因,身体都很弱,极少敢尝试和红军在苏区同甘共苦的。但我在这里遇见的几个艺术家,的确非常多才,他们大多不仅能画,而且也编剧,做诗,做极好的戏剧工作。戏剧方面的曹彬三和温涛都在暇时从事艺术工作。长征以后,曹彬三曾在江西,为天主堂画图而逃过了死刑的执行。温涛几年来已在各地展览木刻,他的作品之一《觉醒》非常流行。这是连续24张木刻,讲一个穷苦女孩卖给一个地主做女仆,受着残酷的待遇,最后做了妓女。接着,发生察哈尔抗日战争的时候,她到那里去当看护,在战争中被杀。

    在延安,在这些方面最多才多艺的人物,是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他用“何柳华”这个假名,是个第一流的演员和作家。他是延安印刷局局长,共产党最重要机关杂志《解放》的营业主任。我在延安遇见何柳华时,他28岁,患痢疾甚重。他住在一间极小的土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土炕,和墙上的几张木刻。他说一口美国腔调的完美英语,生得眉清目秀,近乎欧洲人的面貌(他也说日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何柳华从他著名的母亲何香凝那里承继了艺术家的才能,她曾在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以卓绝的中国画出名。我见过何柳华所作的几张有趣作品。苏维埃“元老”中年龄最高的徐特立生日时,他给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水彩画像,徐老非常喜欢。我向他要了一张墨水速写画——是一个红军“小鬼”。

    另一个艺术家是朱光(他的真姓名是黄华光)。他曾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他只有26岁,加入过创造社,和郭沫若、成仿吾在一起;也是上海南国剧社的发起人之一。南国剧社被封后,朱光和李初黎(他于1931年入狱)、郑伯奇一同组织称为艺术剧社的戏剧革命新运动,这剧社在上海工厂区演过许多次戏。1931年末,他不得不潜逃离沪,于1932年入徐向前领导下的鄂豫皖苏维埃,长征中是第四方面红军宣传部的主任。我在延安遇见他时,他是苏维埃政府中央局民众宣传部主任。朱光几乎是能画各种绘画的。我所见到的他最好的作品,是林伯渠的一张铜刻像,这是他送给这一位“元老”的生日礼物。

    前线非常需要设计传单的专门人才,他们在前线做成了许多宣传品。彭德怀司令部的艺术工作人员葛明谛,画了彭德怀、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几幅确是卓绝的画像,这些画像在全体红军中分发。每个军队里都有美术和宣传人员,这些艺术家在作品上从不具名,在军队中常以革命的假名著闻,因为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在“白”区工作,不要被警察认辨出来。第一路红军中的一个艺术工作人员黄新——虽然这也不是他的真姓名——作了一组26幅描写长征中故事的墨笔速写画,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些画都用中国墨水画在粗的薄纸上——作风和材料两方面都是极端难得的。

    然而过去十年间重要的共产党艺术运动,是在国民党区域中进行的。左翼美术家在那里试要赶上进展迅速的左翼作家,有了相当的成功。虽然他们不像左翼作家和戏剧家自1927年以来那样,在整个活动范围中占着优势,可也产生了许多极端有趣的作品,尤其是木刻和木炭画。

    摘自《续西行漫记》[美]尼姆·威尔斯著 陶宜等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

    文汇报2002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