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一位德国“愤青”的传奇经历。作者身为西德公民,却自小受社会主义思想吸引,12岁读《毛泽东语录》,16岁时被西德共产党秘密派往东德学习。柏林墙倒塌后,他又作为记者前往俄罗斯;2000年起在中国从事出版传媒业,现任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常住北京。

    随着东西德的最终统一,离开团组织的作者前往苏联,成了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在莫斯科,他不仅目睹了苏联解体前后的种种乱象,还意外获知了初恋女友桑迪惨死的噩耗。万念俱灰的作者辞去工作,决定只身远赴中国,去东方寻找新的希望。

    1.探访初恋女友吃了闭门羹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塌。几天后,我乘火车前往东德卡尔·马克思市,想在去莫斯科之前见桑迪一面。

    车厢里群情振奋,喜气洋洋。人们不再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他们想要的是钞票和奔驰轿车。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愿意将希望寄托在苏联这个国度——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要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青年大学不允许异国学员交换联络方式,但桑迪当初还是给我留了她的地址。带着忐忑和希望,我走近那栋漆成红色的高层板楼。这一刻我已经等了10年。

    门开了,探出的是一张老女人的脸。“我是桑迪在青年大学的同学,”我气喘吁吁地说,“她还住这里吗?”

    “都什么年月的事了!离婚以后她和我们家没什么来往。”

    “那您知道她去哪……”

    “她跟个俄国佬跑了!”

    过了好几秒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和我说话的人是桑迪曾经的婆婆。趁我不防备,对方抬腿狠狠踩在我脚上,我疼得缩了回来。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那里。跟俄国佬跑了?这么说桑迪现在是在苏联了。苏联那么大,想找她不等于大海捞针吗?幸好我马上就要去莫斯科工作,俄语也学会了。这一切或许都是上天的安排。

    2.“避孕措施”太荒唐

    1990年1月10日,我来到了莫斯科这座处于时代风口浪尖的城市。我试图通过德国大使馆寻找桑迪,但一无所获。

    当在爱情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我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德国的女权主义杂志《夏娃》委托我写几篇关于苏联年轻一代性生活的文章。尽管遇到不少阻力,但凭着执著,我还是采访到了几位年轻人,其中有医生、学者和女权主义者。

    通过采访,我得出一个结论:苏联的青年男女采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避孕措施,既不是安全套,也不是避孕药。一方面,这些避孕工具都属于紧俏产品,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没有相关的宣传教育。苏联的头号“避孕措施”居然是人工流产,听上去荒唐之极!我采访的女性大多有过四五次这样的经历,有些人甚至做过10多次流产手术。

    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我亲眼目睹了苏联人日常生活中的灰暗一幕。当时,我以记者身份陪一位28岁的姑娘去做她经历过的第7次流产手术。踏进手术室的时候,只见地上鲜血横流,我被这幕景象惊呆了。更吓人的是,医生没有说一句问候或安慰的话,甚至连麻醉剂都没打,就直接操起器具开始实施手术。姑娘痛得大喊大叫,可医生只是呵斥道:“闭嘴!现在叫唤什么!早干吗去了?”

    不给孕妇实施麻醉在苏联屡见不鲜,不光是因为缺乏麻醉剂,还因为人工流产的痛苦被视为“惩戒滥交行为的最有效手段”。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妇女解放”吗?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吗?我如此质问自己。

    3.社会乱象让我费解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为新闻自由带来了生机,但他的改革几乎没有触动濒于瘫痪的计划经济体制,寥寥几项首鼠两端的举措,甚至把人民的生活推向了更糟的境地。

    我发现,苏联的商场顽固地遵循着“能复杂绝不简单”的铁律。它们不是将收银台设在出口处,而是在商场的中心分设好几个收银台。比方说我要买牛奶,先得在卖牛奶的货柜前询问价钱,问好后再到收银台排队,跟收银员说“3个卢布的牛奶”,付钱的同时领到一张相应的票据,接着再到卖牛奶的地方排队领取牛奶。买完牛奶再去买面包,手续还是刚才那一套,任何环节都不能少。

    作为共产党员,我曾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懂得珍惜能源这一点深信不疑。而莫斯科的情形恰恰相反。所有住宅都由统一的中央系统供暖,而且暖气片上没有调节钮——苏联人不喜欢“个人主义”。每年从10月1日至5月1日,国家会按计划拼命供暖,即使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也雷打不动。自行调节室内温度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开窗户。

    一到5月,水龙头里就再也没有热水,居民们要忍受这种状况直到炎夏来临。据说,停热水是因为要进行“季节性大检修”,但没有谁能说得清修理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要想洗澡都得事先用炉子烧水。

    面对种种令人费解的怪现象,我忍不住自问: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状况?改革到底带来了多少变化?这些是不是应当归咎于俄罗斯的民族天性?早在19世纪,俄罗斯作家费奥尔多·丘特切夫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俄罗斯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民族。”

    4.现场报道“8·19”事件

    1991年8月19日清早,我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广播里,播音员提到要抵制无政府主义混乱状况、制止道德败坏云云。突然,他用紧迫的语调加了一句:“我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宣读的是由塔斯社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

    我顿时不安起来。接下来的一句话更令人震惊:“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即日起由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全权代行总统职务……”

    我冲向电话机,拨通上司的号码,大声喊道:“戈尔巴乔夫倒台了!政变了!”对方起先还不肯相信,最后半睡半醒地咕哝了一句:“赶快来演播室吧,把其他人也叫来!”

    数小时后,军队开进了这座城市。政变者下令逮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却最终失败。后者的拥护者筑起街垒保卫俄议会所在地“白宫”,我和摄制组赶往现场。在库图佐夫大街,我向武装部队的坦克挥了挥拳头,尽管这个手势微不足道,却表达了我对暴力的愤怒和不满。

    第二天,我早早赶回单位。进了办公室,只见几个苏联同事围坐在收音机前,听着“德国之声”和“美国之音”关于政变的新闻报道。其他的人则一反常态地拼命工作起来,还说“总会恢复正常的”。没有谁料到,这场政变会在接下来的一天内被彻底粉碎。

    4个月后,苏联解体了,我的希望再度化为泡影。经济改革没有带来多少人性化的改变,而是将原来的国家连根拔除了。苏联由此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像统一后的德国那样,只是起点更低。

    5.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

    正当我为前途冥思苦想时,编辑部的头头从德国打来电话:“刚刚传来消息说,有个德国女人在莫斯科被黑手党杀了,还有她8岁的儿子。死得很惨,是被关在桑拿浴室里活活闷死的。”

    “听上去蛮刺激的,可惜没法定罪,凶手肯定会给警察和法官‘进贡’的。”我像个专家似的分析起来,“那个德国女人是哪个城市的?她是怎么去的俄罗斯?”

    “警方提供的情况寥寥无几,只知道她叫桑迪,来自克姆尼茨——哦,就是以前的卡尔·马克思市。”

    我一直在报道同凶杀案有关的事件,现在卷入其中的竟是我日思夜想的女人,我深爱的女人!不,这不可能!东德有很多姑娘都叫桑迪……我发疯似地冲下楼去,拉上摄影师马不停蹄地赶往二号停尸房。通讯社传来的消息说,被害人的遗体就停放在那里。

    伴着吱吱呀呀的响声,法医打开地下室入口的大门,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只见几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面目狰狞的男人,赤身裸体的女人,还有双眼圆睁的婴儿,纠缠在一起难以分辨。“您看看吧,”法医的口吻像是家具推销员,“那也许就是您要找的人。”

    在我没来得及看清桑迪惨白的脸和僵硬的身体之前,她那金黄色的卷发突然刺入我的眼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便留着一头让人过目不忘的金色卷发,那时的她还唱着《红旗之歌》:红旗红旗,只有真正的旗手才能让她美丽……

    像往常做节目时那样,摄影师将镜头缓缓移近桑迪的脸。再也无法克制的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停尸房。

    我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活土崩瓦解了。我从事的工作对世界没有丝毫改变,至少没有让它向好的方向改变,孤零零躺在那里的桑迪就是证明。最终,我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当时看来最为明智的出路,那就是:只身前往遥远、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国度——中国。

    (节选自《我的愤青岁月》,新星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连载完)

    文章来源: 中青在线-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