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学家大都对中华文化有较多的理解与同情,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逐步接近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

    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三本著作——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学者的作品——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大都从鲁迅入手,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学界是怎样的状况?日本的汉学研究给中国学界什么样的启发?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三本书的策划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学问背后的心情

    《国际先驱导报》问:欧美和日本做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资源以及他们关注点的差别在哪?

    陈平原答:通常所说的“海外中国学界”,其实差别很大。曾经引领风骚的欧洲汉学界,现在仍有很好的学者,但总体水平在下降。这就难怪,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中国学。一般来说,谈论中国,涉及“古典文学”时,我们更关注日本学界的意见;至于研究“现代文学”,则美国学者的著述更为人称道。

    由于地缘政治、文字渊源、汉学修养等,日本的中国学家,大都对中华文化有较多的理解与同情。不仅仅是“外部观察”,更包含“内在体验”,这样,才能较好地进入历史情境,体会那作为研究对像的“中国”。

    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从鲁迅入手,而且对左翼多有好感;这与欧美学界有很大不同。这里有文学趣味的差异,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也与是否追求理解、体贴对像(具体历史情境下中国作家的挣扎与追求)有关。当然,过于认同研究对像,也会有问题;但这个弊病,目前不是主流。

    问:您能否先大致介绍一下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答: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学,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但要说关注现代中国文学,则只能从上世纪30年代说起。1934年底,当时的年轻学者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武田泰淳等,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年春天,刊行了《中国文学月报》,开始有系统地介绍、评说以鲁迅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将着眼点从“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移,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也包含着文化趣味以及思想立场的选择——这些年轻学者,多少都与马克思主义有过接触,希望通过研究现代中国,寻求自身思想和文学的立足点。这应该是日本第一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

    至于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都是战后进入大学,在竹内好的影响下,开始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的。面对新中国的成立,思考战败国日本的命运,进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这是丸山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动力。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与其专业研究,更与其精神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问: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现在在国内比较受关注,您策划的这三本日本学者的著述,也都与鲁迅关系很深。为何日本学者对鲁迅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注?

    陈:自1920年青木正儿第一个向日本读者介绍鲁迅的《狂人日记》,八十多年来,鲁迅一直受到日本人的崇敬。1953年起,鲁迅的《故乡》开始进入日本的教科书;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几乎所有的国语教科书里,都收入了这篇小说。因此,日本人对作为文豪的鲁迅,其实是很熟悉的。前几年,《故乡》退出日本的国语教科书,我有点担心,怕以后日本的年轻人不再与鲁迅保持密切对话。

    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之所以大都从鲁迅入手,除了鲁迅本身的人格魅力、文学成就以及思想史地位外,更因鲁迅与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学者读其书,既备感亲切,又有可以用力的地方。

    竹内好与丸山昇之谈鲁迅,都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且都根源于各自生活以及著述的时代。竹内的表述思辨性强,丸山的思路则更接近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境。

    鲁迅·文学·政治

    问:无论是竹内好还是丸山昇,他们对鲁迅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都会很深入地思考以往和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似乎是国内学界所欠缺的,您怎么看现在国内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的现状?

    答:你说得没错,竹内和丸山都在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在追问“革命”是否可以内在于“文学”。可中国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作家来说,是否能够既保留革命的热情与想像力,又创作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挑战。说来似乎很简单,文学之于政治,既不该完全迎合,也不能一味拒斥。可实际生活中,外在环境的严酷,内心挣扎的惨烈,都令人对此话题不敢掉以轻心。如此“苦斗”,对于志向远大的文学家来说,是一种宿命。可也正因为这样,诸多饱受磨砺的灵魂,值得我们去理解,去体贴,乃至去表达崇敬之心。斗转星移,当年左翼文人的很多具体举措,不被今人所认可;但那种“心气”,那种“抱负”,那种“追求”,永远让人怀念。

    曾经有那么三十多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作家联盟”等,乃是现代文学研究者格外关注的中心话题。可随着“现代化叙事”的迅速展开,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汹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学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左翼文学”这样沉重的话题。最近几年,这个倾向开始有所扭转。包括这回在北大召开的“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也都是希望深入理解文学与政治之间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问:包括丸山昇在内的日本学人的鲁迅及现代文学研究,对国内学者的启发意义主要有哪些方面?另外,为什么您会特别选择策划翻译出版这三位学者的研究书籍?

    答:选择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学者,为其出版著作并组织讨论,既对日本学界负责,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挑什么学者,选什么文章,都是经过再三考量的。这三位学者,都以研究鲁迅著称,但立足点不同,学术风格迥异。

    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关注鲁迅早期思想根源,侧重鲁迅与尼采、与日本明治文化的联系;而借讨论《破恶声论》中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战现代中国的启蒙论述,更是意蕴宏深。闲云野鹤般的木山英雄,着重探究的是鲁迅的诗性及其哲学,故以《野草》为中心,展开深入细腻的论辨。政治意识浓厚的丸山昇,更欣赏作为“革命者”的鲁迅,着重研究鲁迅晚年在“革命文学论战”中的表现。

    关于鲁迅研究,此前中国学界已陆续译介了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和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新世界出版社,2002),那都是功力很深的“专家之学”。比他们略为年长的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内心的挣扎与精神的历险。他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逐步接近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种阅读以及写作的姿态,很让我感动。时过境迁,好些论文的观点已被超越,但我欣赏这些专业著述中隐藏着的精神力量。不仅仅是技术操作,而是将整个生命投进去,这种压在纸背的心情,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文章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