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世伟人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为了表达对他的纪念,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拓展,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持,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译丛》主编之一,这里仅就编研工作中若干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一些解释性说明。以此就教于学术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编研目的和选题原则

    毛泽东是20世纪举世公认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和复杂历史人物。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因此,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己经成为一个具有持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据统计,目前已在数十个国家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机构近百家,研究学者达数千名之多,尤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在机构、人员、资料以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领先。60多年来,共发表论著1 600多部、论文逾万篇。 可以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上,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成果,应当被看做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我们选编翻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循学术理路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例。

    显然,在如此众多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著作中进行限制性选择并非易事。在这些著述中,有的虽已出版半个世纪,但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的开创意义,是该学术研究领域的标志性起点;有的虽属一家之言,但其论说体系则具有自洽的完美推理和论证逻辑;有的在“问题意识”的角度上与中国学术系统不尽相同,却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异乡信息;有是则从不同学科的知识脉络中发掘出了人们鲜为关注的独特视角;有的侧重于史实与文献的考证和梳理,有些则把诠释和分析当作自己的研究重心。总之,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格局本来就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在若干观点上还产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这种情况,一方面为我们的选编工作创造了优厚的先决条件,同时也给我们的选编工作留下了过于广泛的空间,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真正把这一睿智古训转变为学术行动。我们期望此次编译工作不是探索历程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研究工程的开始。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持续下去。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一般读者的指教和批评,以便使我们在业务水平上得到提高,同时获得对现有误差进行更正和改进的机会。

    这次首选的10部著作是:(1)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3)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4)白鲁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5)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6)索罗门:《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7)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8)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9)特里尔:《毛泽东传(新版)》;(10)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我国毛泽东研究的著名专家龚育之、金冲及、石仲泉、李君如和李忠杰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套《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还多次对我们的翻译工作给予指教,这对我们的工作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问题做了专门指导,使我们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供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译丛》的质量得以保障。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供了宝贵智慧和专业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我们以诸多的经验和启发,而且也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翻译出版的学者和单位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二、研究类型与问题意识

    毛泽东研究是国外中国问题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直到目前,毛泽东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并成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中的显学。这类研究著述基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不同,原则上可划分为四大类型。

    1.历史判断型:EXPLANATION。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表,在国际舆论界形成了“毛泽东旋风”,而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美国与中国》40年代后期出版之后,毛泽东研究才真正进入了规范化的学术殿堂。1952年,费正清之高足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这不仅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凸现出来,而且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产生了极大影响。70-80年代,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陈志让(Jerome Chen)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沃马克(Brantly Womack)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怀利(Raymond. F. Wylie)《毛主义的出现:对中国理论的探索》等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90年代,杨(Benjamin Yang)的《从革命到政治》在史料发掘和甄别方面更加趋于细腻,从中发现了若干新问题。这类研究作品原则上是历史性的,试图对研究对象的固有情形和性质加以说明,往往对“是什么”的问题进行判断,结论也比较稳定和清晰。如:农民在革命中的核心作用是不是“毛主义”的特质?“理论”与“实践”究竟哪一项是毛泽东思想更为根本的属性?“毛主义”的思维类型是“决定论”的还是“唯意志论”的等等问题,都是这类研究的主题。

    2.解释分析型:INTERPRETATION。

    这类研究的问题旨趣不是“描述”而是“分析”。学者们依据已有的历史资料,着重发现文献表述和本文结构中所体现的思想史脉络。试图透过文本“现象”去发掘出内含在其中的思想“意义”。迈斯纳(Maurice Meisener)《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熊哲(James Chieh Hsiung)《思想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邹谠《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与继承政治》、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中国的领导、合法性与冲突》等著作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类研究的类型中,尽管学者们的观点和结论呈现出重大差别,甚至完全对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都比较规范,学术理路清晰,讲求论证逻辑。迈斯纳关于“毛主义”中“乌托邦主义”和“平民主义”倾向的分析,斯塔尔对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解析,泰伟斯在韦伯框架下关于“毛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都不是给“现象”定性,而是显示其中的“意义”。90年代以后,“自由派”和“左派”双方都进一步使其研究精致化。主要代表作一是由德里克(Arif Dirlik)等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等一系列专题;二是由塞奇(Tony Saich)、德温(Hans Van de Ven)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Timothy Cheek)、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部著作,其中使用话语分析、解释学和制度主义所作的微观个案分析,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3.思辨透视型:PERSPECTIVE。

    这类研究的主要兴趣点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换言之,其研究目标不是一个特定而明确的专题,而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可能性理由,我们也把心理分析方面的著作放在此类研究中。在方法论上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个性化研究风格。魏斐德(Frederic Jr. 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白鲁恂(Lucian W.Pye)《作为领袖的毛泽东》、索罗门(Richard H. Solomon)《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艾瑞克?周(Eric Chou)《毛泽东:人与神话》、马丁(Helmut Martin)《崇拜与祭文》、莱姆(Lai Sing Lam)《毛泽东领导风格中“诗”的作用》等是其代表作。一般来说这类著述的作者都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名流专家,他们都用自己娴熟的专业知识,把“毛泽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政治符号,进行俯瞰式透视扫描,其独特视角是其他分析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如魏斐德是著名的中国明清史专家,曾任全美学者联席会主席,白鲁恂则是著名的政治文化专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索罗门则两度担任美国分管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他们关于毛泽东历史哲学、精神分析和儒学文化的研究,都在学术界占有“独此一家,别无分点”的特殊位置。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语义、本文语体、个人词汇和符号分析(仪式、服饰、口号等)的考察也日益增多,使国外毛泽东研究呈现新的时代色彩。近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新南威尔士、格里菲斯等城市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了《澳大利亚中国事务》、《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等刊物,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如奈特(Nick Knight)的《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因果论》、《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等文,颇有新见。

    4.文献注疏型:ANNOTATION。

    编译并注释毛泽东的著作,也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日本、美国和德国学术界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费正清教授的领导下,美国哈佛大学就已着手编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70年代,日本东京北望社出版了由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本。同年,牛津大学出版了由陈志让编译的《毛的论文――1957年后的著作和讲话》。1974年由施拉姆主编的《毛主席与人民的谈话:1956-1971的讲话和书信》出版。1975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了由亨利?戴编译的《毛泽东1917-1927年的文献》,次年,德国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也出版了由马丁编译小组编辑的《毛泽东文集》(1-7卷)。可以说,整个70年代,是国外翻译毛泽东著作的高峰期。进入80年代以后,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补集》(补卷9卷、别卷1卷)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毛泽东著作年表》(上下卷)出版。1989年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编,高德曼、史华慈等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5篇。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补集》。全书洋洋20卷,不仅篇幅浩大,而且特别是对每一篇毛泽东的文稿做了详细注疏。特别标出毛泽东著作的第一版本与正式编订的《毛泽东选集》之间的修改和区别。使读者对毛泽东著作的版本变化一目了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据说,由施拉姆主持,美国哈佛大学仍然持续进行着《毛泽东文集》的编译工作。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现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塞奇教授的长文《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从“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之现状”和“目前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中的一些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共党史档案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项重要的研究甚至已经走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前面。

    三、几个基本的学术概念

    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里,流行着几个基本概念。由于中外学者在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方面的差别,这些概念容易引起误解,在这里有必要予以适当地说明和澄清。

    1.毛主义:MAOISM。

    “毛主义”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创立的一个学术概念,其意是说,毛泽东革命不可否认地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这一思想体系又的确具有“中国不同于俄国”,“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内涵。如果说这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应当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这部具有鲜明独创精神的中国政治名著,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即“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70%的功劳归之于农民,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而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对苏俄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由完全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 其语义学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哈佛大学的另一位学者布朗特(Conrad Brandt)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y the peasants but only for them)。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俄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争论,但应当承认,这种概括和判断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的主流范式和学术“传统”,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不断发展。

    显然,“毛主义”的概念与中国理论界所使用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有相重合的部分,但在基本性质上则大不相同。中国学术界在识别这些基础概念时,应加以充分的注意。为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我们把Maoism统一译为“毛泽东主义”。

    2.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内,“乌托邦主义”似乎是一个较常使用的概念。由于历史认知和思想方式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一般是在贬义的意义使用这一概念,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乌托邦”意味着“空想”、“不现实”、甚至等同于“政治幻觉”。但在西方政治学的专业话语内部,情况要比想像的更为复杂。在字源上,“乌托邦”(utopia)是希腊语ou(不,没有)和topos(地方)所组成,意为“没有或不存在的地方”。而在新拉丁文中则为“想像的岛屿”的意思。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德的“道德世界”,其实都在某种人性有限的假设下,把最纯粹的期望寄托于理想层次的乌托邦,而把失去乌托邦导引的世俗生活看成是行于睧昧之中的堕落。康德充满激情地说:“希望一个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国家产物,无论它可能来得多么迟缓,有朝一日能达到完美之境地,那只是一场美妙的梦;然而不断地趋近于它,不仅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就其可能与道德法则相一致而言,它还是义务。这非但是国家公民的义务,而是国家首脑的义务。” 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近期的采访中也指出:“决不能把乌托邦(utopia)与幻想(illusion)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世界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众所周知,把对乌托邦的批判上升到意识形态层次,是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批判,但一方面经典作家明确肯定这些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后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夸大和误读,如把utopia socialism译为“空想社会主义”,从而使utopia直接等同于“空想的”,而省略了其“福地乐土”的崇高本意。韦伯恳切地说:“如果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力求取得不可能的东西,人类就不会获得可能的东西了”。 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不是对未来明确的强制性规定,那么,乌托邦所内涵着的现实道德批判的准则,就将向美好的未来表达一份充满信心的不灭祈望了。

    3.平民主义:POPULISM。

    在外国学者的研究脉络中,“平民主义”(Populism)通常被看作是概括毛泽东政治思想特色的重要概念。这个特色就在于,如果说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政治动力和本质是产业工人阶级,那么,毛泽东主义则把革命动力归结“人民群众”。显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人民群众”比“工人阶级”要宽泛和模糊。外国学者注意到,赞美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认为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推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极大冲击力,这一思想成为贯穿于毛泽东所有著述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思想的角度上形成了明显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外国学者也注意到,毛泽东晚年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党变质的可能性表现出深刻的忧患和警觉,担心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他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群众”。所以像迈斯纳所说的,“毛泽东主义里的平民主义成分,在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能轻易地假定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性质的东西,具有深刻的重要含义。”

    如常识所示,英文Populism的本意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所谓 “流行歌曲”的对应词就是Popular Song。用为政治词汇,Populism则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有多种译法,如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民众主义、民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等等,其基本语义是“眼睛向下”,更加关注于社会下层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对应词是“贵族主义”(Nobelium)。例如,现代中国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曾在著名的《平民主义》一文中用“平民主义”翻译Democracy,而又把Popular government翻译为“民治”或“庶民的统治”。 就我们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民粹”一词,它的传入直接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的引进相关,特别地与列宁批评俄国民粹派思想有关。应当说,在“五四”时期,Populism还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汇,是青年人所憧憬向往和心旷神怡的一种崭新生活模式。诸如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甚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都属于广义的Populism范畴。

    或许由于列宁对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批评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教导,所以“民粹主义”也就自然成为贬义词汇。我们之所以说在贬义上使用Populism具有片面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在政治学理论的角度上,这种“眼睛向下”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倾向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问题”。不能一见“民粹主义”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与贬义相联系,应当把它看成一个规范的政治思想史“难题”和重要的思想流派而加以审慎深入的研究。至于学者们对Populism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它的相应评价,则已超出了翻译的范围,那将属于读者之“再解释”的自由领域。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还不如说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正如有人形象地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政治涂料’,它可以涂在截然相反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迄今为止,它不仅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等联姻,而且也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权威主义等结合;它不仅为社会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绿党所使用,也为法西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皇权主义者和政治野心家所运用。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有先进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因此,民粹主义对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或许是福音,但很可能是祸害” 。

    鉴于“民粹主义”的多义性并已被广泛地滥用以及这一概念在理解上可能引发的歧义,我们不仅考虑到这一概念在学理上需要得到进一步精确化的界定,而且也考虑到现代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具体语境,为保持其学术上的中性色彩且避免在毛泽东研究中使用“民粹主义”概念所造成的歧义,在我们的译文中均把Populism译为中性词“平民主义”,以待中国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和发展,再做斟酌和修改。

    4.精神分析:PSYCHOANLYSIS。

    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其核心是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他发现,在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存在着一个更为本质的“无意识”结构,这个被人们所忽略、遗忘和压抑的沉默结构,恰恰是人类行为的动力源泉。由于这种沉默的潜在特性,使“无意识”成为一种不易觉察的支配力量。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来源主要是先天的本能冲动。人在2—5岁的幼儿期间都会将父母异性的一方作为性爱对象,而视同性的一方为情敌,对其怀有又恨又爱并混有敬畏的情感。幼儿并不知道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界线,而往往错将思想当成行为,因此从这一情结中产生了罪恶感,并初次体验了爱与恨等复杂的情感。这就是“恋母情结”或“亦父情结”。由于弗洛伊德论述的主要对象是男性,所以,他用希腊神话中的悲剧性人物“俄狄浦斯”(Oedipus),来表征这种及其矛盾的感情和非常复杂的心理,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另外,生活经历中曾使人感到羞耻和痛苦的刺激,以及后天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的熏陶,也会被压抑到无意识层次。弗洛伊德极为重视俄狄浦斯情结,认为它对于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甚至给人的一生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弗洛伊德的理解种,“无意识”虽然被压抑,但并不意味着消失,而在暗地里指挥着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受到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或感情伤害,他就会在今后的行为中加倍地予以补偿,于是对自己的形象极其敏感,不能任何忍受被忽视与被怠慢的感觉。用心理学专业术语表达就是“自恋”(narcissism)和“边际性人格”(the borderline syndrome)。所以,用以补偿自己心理损失的重要途径,只能是不断地挑战和创新,通过征服别人和赢得世界来证明自己的能量,从而消解自我的渺小感。事实证明,许多在各种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具有这一类似的人格特征。即使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中,这种不自觉的“自恋”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差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而已。不用说,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概莫能外。

    由于精神分析起源于神经医学,其中若干专业术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比较陌生,特别是由于中国社会习惯的作用,可能会把“性欲压抑”、“恋母情结”、“自恋人格”等心理学的科学术语视为羞辱、诬蔑之辞。这是我们这里必须予以严肃解释和郑重澄清的。

    四、国外研究的中国意义

    通过对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与国外的研究成果相比较,中国国内同类主题的研究,在怎样的角度和怎样的层次上以及如何展开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深化和开拓的可能性视角。概括而言,至少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上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摆脱痛苦记忆和情感评价,在比较规范的论证中展开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历史实感和经验资源,这无遗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文献和事件的真实,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遗产保持着最直接的体验。这是历史给我们创造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潜在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可能会用“旧话语”在讨论“新问题”,“解放思想”的追求可能仍不自觉地被传统的思维框架所约束;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仍把研究的视野限制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段和某一具体政治事件的评价上,而没有像年鉴史学派那样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长时段发展模式中,建立对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解释框架。21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这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国之特殊经验的研究取向,提出了某种程度的挑战。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不仅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影响,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历史和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所以,如何把握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中国意识”之“本土关怀”与国际化视角及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是展开新一层次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把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即所谓著名的“3M”)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逻辑上联结起来,那么,他们关于“人”及其“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就会在一个更宽广的宏大视域中,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崭新的意义和深刻的洞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就会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评”,要么“竭力辩护”的两极对立模式,而增强学术研究的分析和论证成分,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只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狭小视域,我们就将获得更加广阔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空间。

    第二、关注研究方法,提升分析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含金量。与其它学科相比较,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艰巨任务。严格说来,意识形态表达也有自己的基本规范。20世纪30-40年代,大批学养厚重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曾在学理的层次上对建构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理论前提、基本概念和论证逻辑,虽各据特色,但都体现出明确的方法论依据。今天,我们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深入研究,需要像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 只有十分重视这一必要环节的建设,才能使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含量逐渐增大,使其更融洽地汇入学术研究的主流脉络。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会获得更多学术对话的机会,就会随着中国乃至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无尽的知识补充和学术滋养。我们应当正视的是,目前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其论证理路原则上脱离了其原有学科的规范理论脉络,以经济、伦理、外交、文艺为其研究主题的论著表现比较明显,例如,我们很少看到用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著述。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讨,也与规范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框架和表达惯例相去甚远。直陈己见,我们很少有像西方政治思想史家在政治学说的框架内去分析卢梭那样的毛泽东研究作品。其原因是作为分析工具的“话语系统”不对称。如诸如“实事求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怎样能被融入主流哲学和政治学的规范体系之中?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有益启示。同时,上述现象也潜在地表明,我们的确还有待于把毛泽东放在一个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研究。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评价远远高于学理性的分析,原创性分析概念和范畴体系更有待于提炼,而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但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则已经给我们的毛泽东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由于学术传统的关系,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比较注意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对于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促进我们对于社会--人文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学术事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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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12期)

    【注释】

    1 参阅:曾长秋:《世纪回眸: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海外》,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5期。

    2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 the Rise of Mao.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p.279.

    3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9页。

    4 章国锋《哈贝马斯采访录》,转引自:李小科:《“现实乌托邦”释义》,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第33页。

    5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trans. and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 128.

    6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p.29.

    7 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9页。

    8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9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 200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