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最后10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10年里,清政府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为继续维护其统治,自1901年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关这段历史,国内外的学者已做了不少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研究清末新政的中外学者之间并没有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有鉴于此,笔者就所阅读过的相关英文著作做一简单介绍,希望能对国内的清末新政研究有所裨益。
(一)
作为一场广泛的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在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如徐中约著的《近代中国的兴起》(注:Immanuel C.Y.Hsu,The Rise ofModern Chin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9-512.)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中国史》(注:〔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463页。),对此都有专章论述。最早综合研究清末新政的一部英文专著当推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注:Meribeth E.Cameron,The Reform Movementin China,1898-1912(New York:Octogan Books,INC.,1963).)。该书自1931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以来,一直为研究这段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广泛引用,多次重印。有鉴于此,笔者据该书1963年版做较为详细的介绍。
《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共10章,计223页。在第一、二两章里,作者首先对1860-1894年间的洋务运动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扼要的追述,以揭示1900年之后新政改革与前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认为清末新政是有清一代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章,作者通过对1901-1903年间清廷一系列改革诏令和举措的考察和分析,论证了慈禧太后在经爱1900年排外失败的打击和西行所饱尝的艰辛之后,终于认识到列强远比清帝国强大,为了清王朝和她的人民,中国必须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观念。作者指出,慈禧真诚地面对这个问题,抛弃了几个月前的保守主义偏见,转向赞成实质上是1898年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政策。1901-1903年间的改革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且规模有限,但却是后来更大规模改革的前驱,表明曾遭漠视的由光绪帝主持的改革政策得到复活,重新获得重视,尽管慈禧太后本人极力否定这一点。
该书自第四章开始对清末新政各项改革进行具体考察。在作者看来,教育改革是清末各项改革中最为急需的,它可为清政府提供所需的新式人才,因此将其放在第四章首先加以讨论。她认为,清末在教育改革上所取得的进步是曲折的、不平衡的。在废除科举制、建立西式学堂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为新的教育制度提供必需的国家财政支持;缺乏合格的教员,教学质量差,尤其是小学教育被严重忽视;政府政策的波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新式学堂的抵制和冷漠,以及新式学堂学生在政治上的不妥协,也妨碍了晚清的教育改革。对于晚清的奖励留学政策,作者认为清政府最初鼓励学生留学日本的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留学生集中前往日本,超出了日本教育设施的承受能力,结果致使许多青年留学生落入各种江湖骗子之手,接受的是极大稀释了的西学知识;许多留日学生本身就是冒险家,他们来日本只是为了获得留学生的名声,只要在日本居住两三个月就足以满足这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居留日本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只获得了一些适宜于激怒人的心灵而不是给人以知识的观念;康梁立宪派和孙中山革命派的影响,导致许多留日学生成为共和主义的鼓吹者。虽然早在1907年清政府就意识到留日学生存在的问题,并转向鼓励留学欧美,但直至辛亥革命之前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仍很有限,留学欧洲的计400人,留学美国的计800人。再加之受科举时代读书做官思想的影响,大多数的归国留学生并不愿从事教育职业,他们认为自己适合从事一些更惹人注目的事情。清政府虽然也通过举行一些考试,授予一部分归国留学生官阶,加以录用,但这些考试的办法同样证明不能令人满意,通过考试的人并不总是获得任用,而落选者更是滋长了不满情绪。此外,作者还简略论述了清末的妇女教育以及教会学校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她认为:妇女教育在清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样存在缺乏合格教员的问题;教会学校的水平虽然不在清政府创办的学堂之下,但清政府不愿让教会学校在教育改革中起主导作用,教会学校在清末的新式教育制度中并没有获得承认,后来随着教会学校自身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以符合清政府的要求,情况才有所改变,到1911年时教会学校开始获得清政府一定程度的承认。最后,卡梅伦对晚清教育改革的成果做了总体评价。她认为,评估清末教育改革成果的最好证据是学堂的数目和学生人数,以及教学的质量。卡梅伦认为与晚清适龄学童的人数相比,学堂的数目和学生人数少得令人失望。1910年中国的总人口大约为4.38亿,其中适龄学童约为6500万人,但同年中国各类公立学校只有57267所,学生1626529人,而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2年,日本适龄学童为4923272人,学生却多达1590115人。至于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质量,在作者看来更是不尽人意。她指出,大部分教师本身并没有多少学问,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军训上,而学生热衷于政治运动,结果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并未造就一批支持清廷实行渐进改革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反而造就了一批激昂的政治运动的鼓吹者。
卡梅伦认为,建立一支有效的国防力量是当时清政府最为渴求实现的目标,该书第五章对晚清的军事改革做了评述。在这一改革领域,作者强调了袁世凯所起的作用,认为他是一位纪律严明的人、一位令人钦佩的军事领导人、一位真诚的改革家,在他的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使北洋军成为一支可与欧洲部队相媲美的力量。在1906年被解除北洋军的兵权之前,袁世凯组织了一支拥有8万人的近代化军队。在作者看来,袁世凯之后的军事改革虽然继续执行,且内容上更加完备,但这些计划与实际情况往往存在差异,诸如中央集权的计划远未得到贯彻。实际情况是:财源仍然留在地方督抚手中,只有几个镇的兵权真正在陆军部的直接控制之下;陆军部在1912年之前组建36镇的计划未能实现,只组建了12个镇和19个混成协,且部队的装备也很不统一;军官较诸袁世凯主持时期更加无能,部队缺乏热情,整架机器因缺钱而运转不灵等等。同时,作者认为在晚清军事改革中军事院校制度卓有成效。至1912年,成立的军事院校计有:27所初级学校,15所测绘学校,4所中等学校,1所贵胄学堂和1所陆军军官学堂。这些院校的教员大部分是在国外受过某种军事训练的中国人,也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教官。接受教育的不限于军官,普通士兵也被要求每天参加2小时的学习,学习一些基础知识,接受爱国主义训练。此外,晚清军事改革所产生的另一更有意义的后果是在中国出现了尚武精神(国防意识),以前士兵是被人们轻视的人物,真正有身份的人总不屑于穿军服,而在晚清军事改革时期,穿着制服的年轻中国人进入学堂,富家子弟毫不犹豫地进入部队服役,像袁世凯和张之洞这样的重要官员都乐于作为军事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甚至贵为天子的皇帝也宣布自己为军队的总司令,这一时期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军事改革中不断增长的尚武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者同时指出,晚清满族亲贵掌控军权的现象则在另一方面加剧了满汉矛盾,加强了人们对满族亲贵裙带关系的指责。除考察陆军改革外,作者还扼要叙述了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重建海军的宏大计划和各种努力,指出由于财政问题及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既无财力也无时间将雄心勃勃的重建海军计划付诸实施,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具体成果很少。
卡梅伦认为,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改革中,最为新奇和引人注目的是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她认为,1905年清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主要是受日俄战争的刺激,并不意味着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转向认同民主政治或有限的君主制。在第六章详细考察清末预备立宪的过程之后,作者不赞成将清末的“预备立宪”说成是清政府的一种欺骗行为,认为这种观点是当时革命党人宣传的需要,是不公正的。在清政府颁布的有关宪政问题的上谕里,从未许诺要将中国转变成英国式的民主的君主立宪制。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的仿行立宪的上谕里就申明“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后来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遵循的也是这一基本思想。宪政的某些改革未能付诸实施,其因在清政府的无能和地方官员的不合作,而非出于欺骗。对于在预备立宪中所宣布的各项政治改革的性质,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不一定有清楚的认识,但他们还是抓住了一些重要的原则。首先,他们意识到必须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而不能是一群半独立的“古波斯帝国的省长”。其次,他们认识到必须建立一套新式的公务员制度,以专业化和正规化取代过去官员中的兼职和责任不清。再者,他们认识到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能够让国内各阶层代表表达意见的立宪政府,以密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该书第七章对清末禁烟运动的起因、背景、过程和结果做了详细论述,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无论是从效果还是从政治和道德意义来看,在清末所有改革中,清政府为根除鸦片的种植和吸食所做的努力是最值得重视的,它和教育改革以及整顿财政和消除饥荒等改革措施,最终将使广大民众变得正直、生活富足、富有知识、思想开明,是一项比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政府机器更为必要的举措。作者指出,在1906-1911年的6年里,清政府最后之所以能将传统的禁烟政策付诸实施,是由一系列的有利因素促成的,诸如民众中反对吸食鸦片意识的增强、英国政府在印度鸦片问题上态度的彻底转变、以及被日俄战争的结果所激发起来的广泛的改革热情。晚清的禁烟还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清政府的意志与人们的愿望相吻合时,这个衰败的统治机器仍然能够有效地推行它的意志。考虑到禁烟运动的成果是在当时行政部门几乎不可能放弃任何税源的情况下,以牺牲巨大财政收入获得的,因此,禁烟运动如果不是表明清政府的深谋远虑的话,那也至少表明清政府对改革的真诚。
该书第八章对新政的其他一些改革,诸如财政货币改革、法制改革、消除满汉畛域、统一度量衡、废除奴婢、提倡妇女放足和去辫留辫之争等做了扼要的论述。作者认为,这些改革没有取得前面所说的禁烟运动、预备立宪运动、教育和军事改革那样的成功和进步,更多只是停留在政府公布的纸令上,但有些改革却是中国富强和启蒙所急需的。她指出,在这些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财政改革,而财政改革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在官员中反复灌输通常的政务诚实原则,但遗憾的是在清末新政改革中财政改革被忽视,遭到地方官僚的强烈抵制,是最不成功的。货币改革与财政改革密切相关,虽然有关货币问题的争论不断,但始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成果。清末推行法制改革的动机是为了废除治外法权,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按照西方模式编纂商法和民法、修订刑法、建立审判厅制度、实行司法独立,可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刑讯逼供继续保留,新成立的审判厅往往滥用传统的做法,同时给本已超负的政府增加财政负担。法制改革中最有起色的是监狱状况有所改良,此外,法律和秩序也因西式警察制度的建立而得到加强。消除满汉畛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举措,满人的特权地位是激怒汉人的根源,也是威胁清廷统治的一个祸根,清政府在理论上对此给予了相当的注意,但实际行动很少,特别是摄政王载沣在消除满汉畛域上的倒退,最后毁灭了这个本可以比其他改革更能为清廷赢得良好声誉的改革。
该书第九章探讨了新政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分析了清末新政为什么没有成为一股凝聚力,将晚清中国结合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和谐整体,反而成为革命的前奏。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将清末新政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认为根本原因是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改革太晚了,它已无力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她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皇室有爱国心和忠诚的支持;而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已处在衰败之中,在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中,清政府遭受的是屈辱和失败,因此当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时,其矛头不可避免地直接指向清政府,认为其应为中国的积弱负责,反对清政府的情绪更因满人是征服中国的入侵者的后裔这一事实而增强。正是这一差别决定了近代日本和中国在吸收西方文明过程中有着许多惊人的差异。此外,作者对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还做了具体分析。她认为,阻碍清政府实行变革意图的主要障碍是那些保守的、受传统经典教育的汉族官僚阶层,他们经常将清政府所要求的革新作为向民众进一步勒索的借口。卡梅伦指出,如果清政府拥有一个有效的行政机器,能够证明改革的真正好处,或许可以推迟其灭亡,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没有进行一些最必须也是最困难的改革,如没有重新改造官僚制度,以便官僚的外貌和精神都有所改变,没有取缔盗用公款的行为,移植一种简单、准确的管理国家财政的制度。其次,作者认为慈禧太后的去世也是清末新政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主要是慈禧太后以她不可战胜的力量维持着清王朝的生命。慈禧摄政时期总的来说是一个衰落时期,但如果不是她占据权力位置,衰败很可能更快、更具灾难性;清末新政期间,正是慈禧以她个人的力量,促使一些近代化政策得以执行。慈禧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善于阴谋诡计的隆裕太后无力对付当时比他们更有组织、更有知识和更有坚强意志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两股政治势力,同时又未能有效地控制国内的新闻舆论,结果致使清政府陷入极为糟糕的境地。作者认为,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是早熟的反传统信仰的表现,而不是一场经济革命,其实质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动乱之一。在人们所说的共和主义和议会的背后,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些基本因素,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样,仍是人口过剩、天灾、官员的横征暴敛和王朝的衰败。
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在第十章的结语中对新政改革被辛亥革命中断甚为惋惜,认为这既是清政府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她指出,清政府的改革是真诚的,清朝的覆灭使中国的近代化失去了合乎逻辑的、循序渐进的转化机会,使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陷入暴力革命之中;如果清政府再能延续一二十年的话,或许能做更多的事情,以减轻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
对于作者的这一研究,特别是在有关慈禧太后在晚清改革中的作用、新政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清末改革运动等问题上,人们尽可提出不同的意见。此外,人们或许还可对该书提出其他一些批评意见,诸如对清末所实行的一些改革的描述并不完整,只是做了粗线条的揭示,有些甚至完全被忽视等等。但这些丝毫不会影响到该书的学术价值。作为国外最早一部系统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依然是学术界争论和探讨的问题。在后来研究清末中国历史的国外学者中,不管他们对该书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几乎无不将之列入参考书目。《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可以说是国外研究晚清新政历史的一部当之无愧的奠基之作。
(二)
在清末新政领域,除了卡梅伦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之外,另有一些英文著作就新政改革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这段历史的阐释。
在政治改革领域,梅恩伯格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注:Norbert Meienberger,The Emerg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1905-1908),The Concept Sanctioned by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Bern:Peter Lang,1980).另一本研究清末宪政运动的英文著作为,Sheng-hsiung Liao,The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The Pioneering Phase(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兹不做介绍。)一书,通过对1909年谘议局成立之前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考察和分析,透视清政府对宪政的认识和理解,力图解释为什么决定采用立宪政体,以及清朝统治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在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进行考察和分析后,作者得出与卡梅伦大致相近的观点,认为清政府的宪政改革是真诚的,那种指责宪政改革不真诚和拖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站不住脚的,只是代表了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士的意见。他指出,清政府从未承诺要引进将会削弱皇权的政体,只赞成采纳立宪主义的某些适合的成分,以有利于中国的强盛和维护王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只是传统内的一场改革运动;而作为一场“传统内的改革”,清政府所认可的宪政概念含有维护过去的传统和王朝统治的企图,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相信自己还有足够的权威“钦定”宪法和国会的王朝来说,维护自身权力的企图自然是其最本质的目的。关于清政府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9年,作者也认为并不是清政府为了拖延。他指出,对清政府来说,建立一个新的君主立宪政府,并不是有了一个国会就可以了,它涉及一系列的活动,诸如人口普查、财政改革、制订法律法规等,要是行政部门不能提出预算,那么国会对君主又有什么用呢?要是没有法律、法规可供参照,国会又如何能够依法行事呢?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完全是要真诚地解决这些问题。将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9年也有先例可循:日本的国会便是在1881年宣布预备,而在1890年召开的;在孙中山的共和方案中,他也提出革命后中国建立立宪政府需要9年时间准备。考虑到清末预备立宪涉及的方案如此巨大以及中国国土的辽阔,9年时间与其说是太长,不如说是太短。作者认为,即使预备立宪的方案没有按计划执行,推迟了,也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由于旧的习惯浸透了整个官场,绝不是清政府故意拖延。梅恩伯格所做的这一研究虽然只是进一步发挥了卡梅伦的观点,但他强调从清政府所认同的立宪去理解和评论清末的预备立宪,很有启发意义。
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注:John H.Fincher,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1).新近出版的另一本研究清末自治运动的英文著作是,Roger R.Thompson,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1898-191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该书与傅因彻一书不同,它主要通过对清末自治运动中清政府和有关官员所拟订和倡导的各级地方议会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清末最后10年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动。)一书,从地方、省和中央3个层次,对20世纪初年中国的自治运动的动力、运作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和产生的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无论是尼德兰、英国、美国、法国的革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的革命,代议制的兴起始终是政治结构变革中最为关键的部分。20世纪初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也与西方“代议制的兴起”相类似,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忽视了这一点。傅因彻认为清末自治运动的动力既来自中央政府强烈的有意的推动,也来自地方精英的推动,官方倡导的自治运动与非官方推动的自治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因此,在论述晚清自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作者既对清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改革和举措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也对自治团体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并透过自治运动中代议制度的运作,具体揭示了自治运动对晚清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以及一些新制度如何取代传统制度,进而指出代议制在某些场合是对扩大中央权力的一种补充,与专制政府并不矛盾,它本身就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但代议制同时也向中央和地方督抚的专制统治提出要求民主的挑战,它否定独裁制度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比法国的代议制逊色,不能将1900-1913年中国代议制的兴起等同于地方、省和中央3个层面的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等同于中国历史上伴随一个王朝衰败而出现的地方保守士绅势力的兴起。在清末自治运动中,地方一级的议会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除了致力于研究性的学会之外,很少有自治团体或组织在地方县、市集会;那些超越学会性质的地方立法机构肯定是存在于那些政治和经济都处于前沿的县市,而不是在那些传统的、由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控制的内地。在省一级,谘议局的成员主要是一些改革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大多有地方士绅的身份,但选举程序和他们所被赋予的职责要求其超越地方士绅利益;许多议员有着海外留学或从商的经历,或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已将国家认同添加到地方认同,甚至所有的议员都很快认识到,与本省官员打交道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其他省份的同道有着直接的联系。在1910年要求速开国会的政治运动中,各省议员仍致力于省和全国层次的自治事业,而非致力于地方一级的自治,或提出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经济和军事方案,以取代清政府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改革。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议员利用自己在官方联络系统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及其所控制的新闻舆论,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作者认为1900-1911年的自治运动不能仅仅从中国的国内政治加以解释,其中也有国际因素。台中、台北、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最初出现的自治组织和机构,与列强卷入争夺地方土地权的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05年的日俄战争如果说不是激发了清政府的立宪兴趣,无疑加速了其立宪改革。正是外国列强威胁的因素,抑制了清末自治运动中的地方分离主义。如果没有外来的威胁,那些地方的民主人士很可能会像美国独立战争挑起法国君主反对大英帝国、尼德兰革命挑起英国君主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挑起某一列强与清朝君主专制制度相斗,以实现他们的自治要求。在中国虽然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民主政治受到民族主义的损害,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超越了地方分离主义。
对于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历史意义,傅因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过去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他指出清末自治运动所取得的民主成绩并不是表面的:1909年的选举动员了几乎200万非官员精英,而1912和1913年的选举则将数千万中国人卷入政治之中,虽然不能说是大众的,但也不能看做是精英主义的;就1905-1913年中国民主政治所取得的进步来看,其发展要好于同时代的俄国和美国的民主改革。虽然到了1923年中国的议会民主政治不再发生作用,但新闻界和法团组织仍然发挥着类似早期近代欧洲第三等级的作用,继续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动力。
在清末教育改革方面,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注:Wol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一书对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历代著名文入学士对科举制的批评,以及进入近代以后清政府改革科举制度的努力和1905年最后宣布废除科举制的历程做了系统扼要的叙述。作者认为,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与《辛丑条约》规定暂停某些省份的科举考试并无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那种奖励科举出身的做法已不能适应新的教育,新教育的发展最终不但要求冲破传统的科举出身,而且要求打破整个的科举制度。作者所做的这一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科举制度最后被废除是科举制存在的固有缺陷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研究晚清教育改革的另一本更有影响的著作是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注:Marianne Bastid,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8).该书于1971年由法国莫顿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另一本研究晚清教育改革的英文著作是,William Ayers,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该书最后两章涉及张之洞在1900年之后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没有泛泛地探讨20世纪初清政府的各项教育改革举措,而是在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对张謇教育思想及其在江苏的教育活动的考察,着重分析近代绅商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近代绅商在兴办教育中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独到的看法。作者指出,教育改革之所以在晚清10年新政中最富成效,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张謇这样开明的近代士绅的大力配合和支持,正是在他们的主持和领导下,清末的各项教育改革在地方得以实行。换言之,清末在建立近代学堂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近代士绅与清政府及地方官员合作的结果。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近代士绅之所以能与清政府和地方官员合作,是因为他们都以日本为模式。(注:为此,作者在书中就日本对清末教育改革的影响及其途径做了详细的论述,认为在清末的教育改革过程中,欧美的影响始终甚少,即使存在,也是通过日本的途径。但在笔者看来,“日本模式”并不足以解释在清末教育改革过程中地方士绅与清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合作和冲突。)作者同时指出,在这种基于日本模式的合作的背后一开始就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因为日本模式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相同的意义。虽然清朝官员和士绅都认为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所需的人才,但对清政府来说,它所要培养的是忠于封建君主的人才,企图藉教育改革恢复传统的以君主为核心的团结和统一,换言之,将教育改革当做稳定政治的一种工具;而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士绅则不然,他们将教育改革当做是政治改革的一种工具,希望藉教育改革为改造中国、振兴国家提供所需的人才。作者认为,清朝官员和开明士绅在教育改革目的上的这一分歧和矛盾直至1906年尚未导致他们之间产生重大的对立或冲突,因为直至那时士绅们仍对他们的成功充满热情和希望,并且害怕革命运动。然而,1906年立宪运动开始后,士绅与清政府在教育改革上的合作不再和谐,两者之间的目标愈来愈相背离:清政府力图夺回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士绅所声称获得的各种特权;而士绅则力图扩大这些特权,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将教育作为对抗政府的一个基地。
此外,对于清末教育改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巴斯蒂提出了与当时学术界不同的见解,认为清末彻底放弃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完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她指出,在建立近代学堂制度之前,普通收入的农家子弟尚可在宗族学校里获得一些读、算和对农村生活有用的基础知识,一些天资聪颖的学生还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教育;而在近代学堂取代传统社学、私塾和书院后,原来那些资助宗族学校的富家都将他们的子弟送去近代公立学堂上学,不再关心和资助宗族学校,而近代学堂的学费又远远高于传统学校,这就使得许多农家子弟无力上学。学堂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相反,由于学堂学费的提高导致贫穷的农家子弟失去上学的机会,使得社会精英与普通百姓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晚清军事改革方面,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注:Ralph Rowell,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1955).〔美〕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注:Edmund S.K.Fung,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0).〔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两部相得益彰的著作。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是国外最早系统论述晚清军事改革的专著,出版后,被国外有关论著广为引用。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除在第一章对满族军队的组织及湘、淮军的历史做了简要追述之外,第二至第七章对1895年小站练兵至1912年清帝逊位10余年间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做了系统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军事改革的领导力量主要来自袁世凯和张之洞,由慈禧予以支持,上述3人对晚清军事力量的进步有重大功劳。1908年以后,随着慈禧太后和张之洞的相继辞世,以及袁世凯的罢黜,晚清军事改革的进程受到了阻滞。用作者的话来讲,就是“这些人的离职或去世,标志着军事和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3、228页。)对于清末最后3年摄政王主持的军事改革,作者评价甚低,指出:“摄政时代的整个军事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建立有效的常备军这件事,也很少进展。巡防营主要仍由地方控制,而且它们承受了绿营和团练的许多弊窦,也收容了大批绿营团练的将弁”;“自慈禧死亡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常备军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大的增加。到了1908年以后,则不仅量的扩充停止了,就连质的提高也受到阻挠。军队的素质在某些方面甚至退化,这种现象即使在北洋军的一些部队中也有所发现。”(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6、260页。)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试图探讨晚清军事改革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晚清新军与军阀的关系。作者在导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描绘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页。)。在作者看来,晚清新军,特别是作为新式陆军核心的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是中国近代军阀时期私人军队的先驱,是湘、淮军的继承者,是新军阀阶级的训练中心。因此,作者在考察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注意到不同政治派系以及中央和地方为争夺军事领导权而展开的斗争,特别是北洋军在袁世凯最后获取政治权力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成为晚清中华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主要是由于北洋军及北洋集团对他的支持。作者认为,晚清的军事改革,尤其是军事学堂的创办,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从而吸引士绅家庭子弟从军,进入军事学堂,逐渐形成武职官僚制度。在德国和日本教习的熏陶下,这些新式军官重武轻文,没有对共和理想的忠诚。晚清中国虽然还没有像后来军阀主义年代那样受当兵的支配,但军事领袖们取得了足以攫得权力的地位,军阀主义的基础业已奠定。1912年帝制被推翻后,传统儒家文职官员在训练和信念上都没有为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做好准备,保住自己的主宰地位。而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洋学生尚不能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他们的威信比旧日的士大夫还要低,这一阶级同样没有机会执掌大权。惟一能够填补空隙并攫取权力的一群人便是新的军人,到1912年他们取得高官的人数已超过受西洋教育的文员,“军国主义已在文治的腐朽外衣下滋长起来”,到了1916年兵权完全被军人们掌握,兵力不幸成为攫取权力、控制大局的惟一力量。
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贡献。鉴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已对晚清陆军近代化的进程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只是在前3章从新军的形成、军事管理机制和财政制度以及新的教育体系的建成等方面,对1895年特别是1903年练兵处成立以后晚清中国军事的发展及其存在的不足做了扼要的论述。对晚清军事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作者做了比鲍威尔更为积极的评价,认为新军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比起以往的旧式军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中国武装力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在19世纪零打碎敲的军事改革和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整顿军备之间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同时,作者指出以下一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晚清军事力量的发展:(1)1909年以后北京领导集团的软弱无力影响了军事改革的进程,并挫伤了士气;(2)地方主义从内部损坏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妨碍了中央的统一指挥,从而妨碍了北京组建一支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的计划;(3)财政制度的混乱制约了各项军事改革计划的实施;(4)缺乏建立近代陆军所必需的工业基础,既无法生产大批高质量的武器装备,也无力建立调动军队所需要的交通运输网。再者,与鲍威尔突出袁世凯、张之洞、慈禧3人在晚清军事改革中的作用不同,冯兆基更强调清末的军事改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在书中一再指出,1900年以后的振军运动并不限于少数几个官员统辖下的若干省份,而是全国规模的,由策划维新运动的地方大员发起,遵照清政府制定的方略和规章开展起来的,并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支持。作者在第四章对社会各阶层对清末军事改革的反响做了具体分析。对于最后3年摄政王主持下的军事改革,作者一方面与卡梅伦和鲍威尔持相近看法,认为这一时期由于摄政王的领导能力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加剧,妨碍了军事改革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指出摄政王所实行的各项军事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所做努力的继续,特别致力于统一全国各地的陆军,力图从军事上、财政上控制各省。冯兆基的这一观点,显然更合乎实际。
除上述这些不同特点之外,《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在学术上更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在新军与辛亥革命关系问题上的独到探讨。关于辛亥革命,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学术界最初强调同盟会以及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党领袖人物的作用,后来又对著名的改革精英、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员以及绅商等非革命党人的作用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最近则将研究兴趣转向晚清行政管理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上,认为是清末离心离德的改革导致了革命。而冯兆基教授则通过考察新军动向,强调新军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的关键作用:直接作用是新军担任了武装斗争的主力;间接的作用是新军的武装起义对那些心怀异志的立宪派人士和地方士绅施加了必要的压力,促使他们把筹码押到革命党人一边。而新军军官和各省谘议局的合作,正是辛亥革命很快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对于新军为什么背弃清政府,作者也做了深入细致地分析。他认为,单单强调革命党人的策反活动并不足以解释新军普遍背弃清政府的现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新军对清政府失去忠诚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晚清实行募兵制,各省的新军都从本省征募,结果土生土长的士兵占了多数,这些士兵大多出身农民,通过家庭和社会组织,他们的思想感情往往跟当地贫苦民众和乡亲故友毫无区别,这就决定了新军土兵不可能被国家当做无限度的镇压工具来使用;清政府统治最后几年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由此所引发的民众骚动,极大影响了地方驻军;军队中存在的腐败、贪污、欠发薪饷、虐待士兵、编制紧缩、晋升机会减少等问题,也使得军官和士兵的怨愤情绪上升;军事改革中滋长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又对军队秩序起着破坏作用,当事实证明清政府既不能应付外来挑战,又无法处理好国内问题时,许多青年军官就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清朝统治者。此外,普通士兵文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部队更容易受革命宣传的影响,被各地方报刊的时事评论打动。作者指出,军人普遍不满现状是晚清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革命党人不可能制造出军人的怨愤,他们只是利用了军人的不满情绪,把军心思变与社会革命有机联系起来。该书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雄辩地说明革命在军内发生并得到大多数新军部队的支持绝不是个别人物活动或某些孤立事件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对晚清军事改革的研究虽然在不少方面较诸《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深入,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新军与近代军阀的关系问题上,该书的观点显得有些模棱两可。在有些地方,作者似乎赞成鲍威尔的观点,指出编练新军虽然是由中央发起的,但新军“仍然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注: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73页。)。在晚清军事改革中文武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上,该书也几乎与《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军人在晚清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但直到辛亥革命后传统文武关系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方的作用显得愈益重要,“辛亥革命几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军队与国家官僚政治的传统关系,结果军方占了优势,就象‘军阀割据’时期表明的情况一样”(注: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316页。)。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摧毁了传统的统治模式,新建的民国政府缺乏传统的权威,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地方当局,都无法依靠尚未建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他们无例外地依赖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至少也得同后者建立友好关系。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权力的角逐中,军方比文官集团准备得更充分。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作者似乎又赞成美国学者麦金农的观点,反对将北洋军说成是效忠袁世凯的半私人部队,反对将北洋军说成是近代军阀的前身,认为“北洋军支持袁世凯,并不是要效忠于他个人,而是普遍觉得唯有袁世凯才能建立起新秩序,以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注: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1页。)。另外,书中一方面对晚清军事改革中崛起的尚武主义和军国民主义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晚清改革家们在促进中国尚武主义方面是成功的”(注: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317、123-126页。),同时又指出“不幸的是,原先那种积极的、全民振兴武备的设想,在以后几十年里很快演化为地方割据的军阀主义”(注:冯兆基著:《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26页。)。由此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原先具有积极意义的尚武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后来的军阀主义,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对此,作者并没有做具体解释。此外,与《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样,该书对中国近代重要军事力量之一——晚清海军的状况,没有做任何的考察。固然,晚清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重创后,一直未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鉴于海军是一个比陆军更为现代化的军种,以及海军在晚清扮演的一定角色,完全将海军排除在晚清军事力量之外,显然不甚恰当。并且考虑到晚清海军的动向曾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该书在探讨晚清中国军事力量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完全不提海军,就更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了。
(三)
清末新政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其发生和发展与清朝统治集团内一些重要官员的倡导和推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加强对一些重要新政人物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美国学者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注:Daniel H.Bays,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8).)和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注:Stephen R.Mackinnon,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在清末新政人物研究方面另一本值得参考的英文著作是:Roger V.Des Forges,His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oolu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是两部较有影响的著作。
《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一书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9章。该书着重考察张之洞最后10多年的活动及思想,具体揭示了1895年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所发生的变革及遇到的新问题。作者认为,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10多年里,中国政治体制在近代第一次开始发生一些根本的结构性变化,社会、政治和价值观念所经历的加速变革与此前半个世纪毫无生气的变化全然不同,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愈来愈多中国人的关注,并对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将这些新问题概括成3个主题,即改革主义(reform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中国政治权力所发生的大量的具体的结构性变化。全书即是围绕这3个主题展开。
根据作者的研究,从1895到1911年,在改革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主题之下,存在着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官僚型”,其着眼点放在国家上;另一种则可称之为“地方型”,其性质很难界定,属于非官僚体制(作者主要是指具有近代思想的士绅,或近代地方精英)。这两种类型都为改革主义和反帝的民族主义所激励,而张之洞则属于官僚型改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官僚型的改革主义者,张之洞的一个根本愿望是在国家的基础上实行一些新的改革计划,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强调中央取向的重要性,以及旧的中央组织优先于所有新生势力,诸如主张改革的士绅、学生、报馆和谘议局等。裴士丹指出:张之洞的官僚型的改革主义与地方型改革主义的活动,就其争论的问题以及所执行的各项改革计划都没有将大多数的国民包括在内这一意义来说,两者都是精英统治论者,但他们并不具有相同的实际意义。张之洞的官僚型改革主义属于主张中央控制的精英主义者,总是关心制度化、秩序化,关心统一的国家行政,关心国家的福祉高于任何阶级的福祉。而地方型的改革主义则属于非中央集权的精英主义,它不但破坏中央权威,而且最终毁坏国家的福祉,1911年后它愈来愈与国内城市和农村中的各精英集团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作者认为,就此来说,张之洞的官僚型改革主义与1949年之后强调废除精英阶级对地方和城市管理的操纵的主张相近,而与1911-1949年掠夺成性的时代相去甚远,在这一时期始终不存在制衡各地精英集团权力扩张的中央势力。对精英分子无限度追求自我利益的危害的认识,也许没有人比张之洞更有先见之明。
作者认为,张之洞作为一个官僚型的民族主义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既包含了对中国资源和中国具有某些外国资本所需要的东西的自豪,也包含了对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内行动所受的各种束缚和限制的认识。张之洞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历史表明他决不是一个易受西方外交官影响的人物,也不是外国利益的代言人。与1900年之后的其他官员一样,张之洞在与外国人的交涉、维护中国利益过程中卓有成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全国铁路网的建设中,张之洞没有抽象地谴责帝国主义,只要条件合理他愿意向外国借款筑路。但在1900年之后,几乎所有与列强的协定不管其是否合理、必要,都会立即招致怀疑,结果导致各种利益集团的叛离,打击了中央权威。作者指出,在中国积弱、面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时代,张之洞的官僚型民族主义在阻止帝国主义的浸透上虽然最终没有比公众舆论的慷慨陈词更为有效,但在能够去除帝国主义之前,等待建立一个有强有力群众基础的国家政治体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张之洞那样的官僚型民族主义者,还是那些大声疾呼的地方型民族主义者,都受他们的精英分子立场的束缚,缺乏群众基础,都没有像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那样在民众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国家力量。
最后,在对待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的问题上,张之洞也持国家官僚的立场。作者指出: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上,张之洞对他本人是中央政府的一员的认同是最为根本的。1895年之后,特别是1900年改革运动开始后,中央官僚机构在有关目标的制定、资源的控制、计划的管理以及改革等方面的领导能力不断扩大。作为一个国家官僚,张之洞对这一趋势持欢迎和鼓励态度。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央政府需要继续与其他相关部门处理好关系,政治领域需要非官方的参与。在病逝前夕,他甚至对因摄政王载沣推行满族主义所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也有所认识。张之洞对朝廷存在的各种弊端并没有视而不见,他常常希望自己有能力清除朝廷内的各种阿谀奉承和无能,但他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和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
与此相一致,在与国内士绅及其所分化出来的各个阶层的关系上,张之洞作为中央政府官僚的一员,与1895年前一样,在从事国家改革计划的过程中仍然以一种带有偏见和不赞成的眼光看待地方精英们的利益。当改革计划涉及这些精英集团时,特别是在建立立宪制度过程中,他总是十分关注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加强对这些利益集团的控制,他似乎认为扩大中央控制的改革方案经常为地方精英扩大活动提供了方便之门,而这些活动很可能不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利益。作者认为,1911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应验了张之洞对地方精英利益会对朝廷乃至整个中央权威构成潜在破坏的疑虑。
与关心士绅或地方势力的威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之洞对近代学生阶层和以学生阶层为基础的革命运动并不那么担心。在他看来,只要民族主义是这些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动因,那么只要改革派或政府部门满足他们希图国家强盛的诉求,与学生的合作之门还是敞开的;再者,只要这些学生大多数具有上层阶级或士绅的家庭背景,那么他们回国后也极易为这个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占主导地位的阶级重新吸纳;他们与社会另一底端秘密会社的联合通常表现不佳,一部分也是因为受他们的上层阶级的家庭背景的影响。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学生只能是一股不能产生实际影响的革命力量。只有当秘密会社卷入革命活动,他才对革命的威胁产生关注,对于大规模的秘密会社的活动,他总是迅速做出反应,毫不迟疑地用武力加以镇压。然而,尽管如此,张之洞并不认为秘密会社本身具有推翻朝廷的能力,他们只是制造骚乱;只有当秘密会社与上层阶级的领导和组织联合在一起时,他才害怕他们的力量。因此,当发现学生或知识分子与秘密会社的联合努力取得进展时,张之洞总是做出强烈的反应,在1900年的自立会事件和1906年底的萍、浏、醴起义中,他对学生和下层的叛乱进行了残暴镇压。
通过对张之洞所做的这一研究,作者认为,在晚清中国政治结构中,中央和地方督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改革过程中并不存在地方督抚抗拒中央命令的“地方主义”,那种认为晚清地方督抚存在“地方主义”倾向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地方主义理论的失误在于,错误地将晚清政治结构的动力归诸中央与地方督抚的关系。作者认为,理解晚清中国政治的真正分水岭,实际上是国家正式政府机构与县级以下非正式地方士绅势力之间的关系。对中央权威来说,从政治结构底层兴起的地方士绅势力比地方督抚代表的政治势力更具破坏性。
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一书,除前言和结语外,共7章。该书不但研究方法与《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类似,并且研究的问题也与之相近,所不同的是后者主要通过对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揭示出官僚阶级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分野,从而折射出晚清中国政治的变动,而《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一书则通过对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期间的政治权力和所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具体考察,直接揭示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在研究晚清袁世凯政治权力的来源和所达到的范围之后,麦金农认为,袁世凯与张之洞一样,都属于政府官僚,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近代军阀的前身。他在清末军事或政治权力的扩大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的性质,他追求权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中国,创立一个与外国并驾齐驱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袁世凯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和象征的北洋新军并非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他的私人和地方部队,是军阀的前身。袁世凯控制新军完全是通过他在北京的影响力,新军在财政和行政方面都依赖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与湘军和淮军不同,建立新军最初并不是地方上为对付国内叛乱所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于外部对国家和朝廷的安全构成威胁,最主要的是1904-1905年发生在满洲的日俄战争促使慈禧拨巨款在北方筹建新军。此外,新军的组织和运作也与湘军、淮军不同,遵循的是专业化的路线。新军的组织经过刻意设计,以近代日本军队为模式。衡量新军军官和士兵的标准突出的是教育和专业军事训练,而不重视个人和地域的联系。再者,北洋新军的各级指挥官经常变动,限制了部队和指挥官之间发展起主要的忠诚关系。北洋新军军官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分3个派别,依次不同:一是像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忠诚的官员;二是像姜题桂、张勋那样的忠诚程度稍差的前淮军军官;三是许多受日本训练的低级官员,他们与袁世凯的联系很少。所有军官对袁世凯的忠诚都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他们的职业和政治目标,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袁世凯在北京的影响力。同样,袁世凯在直隶地方权力的扩大,主要也是巧妙地运用他在北京的影响力,例如直隶的许多县官由他挑选,然后通过他在北京的影响加以任命,这就使得那些县官易受其控制。总之,无论是筹办北洋新军,还是直隶改革,北京都是袁世凯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该书的第五章,麦金农通过对直隶农村县一级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的考察,揭示了县一级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动以及袁世凯与县一级地方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作者看来,袁世凯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改革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的县,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很少同时得到执行,大多只是实行了其中的一项或两项,但从加强国家权力对县一级的控制来说,他在直隶县一级实行的改革是成功的。他指出,在改革过程中,袁世凯不但提高了县官的管理能力,从而扩大了他在省内的权力,而且还争取到地方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与县官们一道主动接纳精英分子在地方上的领导权和他们的一些事业活动,并使之合法化,如在近代化的名义下,解散或取缔像联庄会、保甲和团练这样一些非正规的警察和军事组织,以近代的警察和北洋新军取而代之,而那些对义和团运动记忆犹新的地方精英分子们既满意这一改革所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满意袁世凯为其子女提供了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因此也愿意想方设法为袁世凯的社会控制付出代价。这样,他同时也扩大了自身在地方士绅中的声望。不但如此,袁世凯在直隶的改革和对北京宪政的坚定支持以及在天津率先推行的自治等改革,还通过诸如上海的《东方杂志》等传媒的报导,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从而为他在辛亥革命期间获得全国范围的地方精英分子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作者同时指出,与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相反的是,袁世凯对商人和农民则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和措施。如在如何发展直隶经济问题上,袁世凯比李鸿章更倾向于官僚资本主义,商人的利益常常遭到忽视或损害。除少数商人创办的企业外,直隶的近代企业基本上被周学熙、李士伟和孙多森这样一些官僚资本家所控制。同时,袁世凯也反对天津商会的地位和权力过于扩大。在改革过程中,直隶农民的利益更是被损害。袁世凯的改革不但使直隶的男性农民承担北洋新军的强制性征兵,承受所谓的“近代”式纪律约束的梦魇,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的额外赋税和地租,以支付在农村所推行的各项改革的大部分费用。且农民稍有反抗,即遭残暴镇压。总之,商人和农民受到各种新旧方式的统治和剥削,他们为新的改革活动付出代价,却很少从中得益。袁世凯代表的是精英分子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与地方督抚和国家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地主的利益。 根据对袁世凯晚清政治权力的研究,麦金农认为晚清北方地区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与裴士丹在《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一书中所说的情况稍有不同。在北方并没有出现像南方那样与政府正式权力相抗衡的地方士绅精英势力,其政治权力结构的模式是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以及县级以下的地方精英三者之间的权力同时扩大并交错重叠。与人们通常想像的不一样,三大权力中心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其原因在于他们共同面临着来自共同敌人西方列强不断增强的压力。(注:按:这一解释并不能说明南、北方士绅在与政府权力合作中表现出来的区别,事实上南方同样也面临着类似麦金农所说的外部的压力。)如果说三种政治权力的扩大是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的话,那就是被政府和地方精英严密控制的农民。
在研究晚清政治权力的变化时,麦金农还十分重视列强的影响,指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10年里,列强对北京和地方政府决策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不仅对新政改革施加了重大影响,而且列强的支持还成为一些重要地方督抚维护其政治地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一书中麦金农除了探讨袁世凯政治权力与中央政府和地方士绅精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外,还对袁世凯政治权力的兴起与列强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他在晚清中央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除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朝廷中有利的人事关系外,与大多数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慈禧太后之所以在政治和人事上依赖袁世凯,原因也就在于他能与外国人打交道,帮她解决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问题。袁世凯一方面坚定地捍卫朝廷的主权免遭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犯,另一方面又能表面安抚列强,避免清政府与列强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关于列强对晚清中国政治权力的影响,麦金农则给予积极的评价,声称通过他对晚清最后10年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袁世凯权力的考察,以及裴士丹对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政治人物张之洞生涯的研究,表明清政府严重依赖列强维持的事实从短期来看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其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麦金农认为晚清政治不能用以往的王朝循环理论来解释。他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虽然存在传统王朝循环衰败的迹象,诸如晚清官僚的腐败,但延续的趋势更加明显,晚清最后10年的权力政治并不适合王朝衰败的演化模式,慈禧太后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衰败瓦解,它不仅更强大,而且开始通过改革,把中央对县级以下的影响力扩大到几世纪来前所未闻的程度。虽然地方权力的集中以及广泛的农民骚动一直延续至1911年,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威胁到朝廷的统治。这一时期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如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主要政治联系和效忠都在北京。同样,北京的新式军队和西式武器也足以对付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从没有失控的迹象。最后,地方精英的权力在1911年之前无疑继续扩大,但至少在北方并未牺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权力结构,尤其是北方,并未随着清朝的覆灭而瓦解,而是随着袁世凯的灭亡而崩溃。
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和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两书探讨的问题和看法虽不完全相同,但在晚清政治结构的变动问题上,基本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华盛顿学派关于自太平天国革命后滋长起来的地方督抚的原始军阀倾向和地方主义破坏了晚清政治的统一和对中央权力构成严重威胁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力图证实孔飞力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注: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美〕孔飞力著,谢亮生、杨品泉、谢思炜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主要分界线不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军队之间,而在政府与地方下层士绅精英非正式权力之间。他们所做的这一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清政治权力的演变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他们对政府正式权力机构与地方士绅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和分析,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只强调地方督抚与中央之间矛盾的倾向,为我们分析晚清政治权力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他们以张之洞和袁世凯都为官僚改革派而完全否认晚清地方督抚存在地方主义和分离倾向,则是缺乏说服力的,对袁世凯来说尤其如此。例如,裴士丹和麦金农都提到张之洞和袁世凯在经济上主张官僚资本主义,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维护和巩固中央的权力,更多是为了督抚自己控制地方实业,事实上袁世凯和张之洞当时在经济上实行的一些官办政策是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振兴实业、鼓励商办的政策相抵触的。再者,晚清袁世凯权力的扩大,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和加强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但它不一定就意味着中央权力的扩大。即便袁世凯权力的扩大诚如麦金农一再强调的是通过中央政府实现的,依然不能说明袁世凯在清末政治或军事权力的扩张没有地方分离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无论是张之洞还是袁世凯,他们最后被调离地方督抚职位,固然有派系之争的因素,但很大程度还是中央与地方督抚之争(同时也交织着满族亲贵与汉族官僚权力之争)的产物。此外,麦金农认为列强对袁世凯权力的支持加强了国家权力,这也是有待商榷的。列强的支持,的确加强了袁世凯个人的政治地位,但对清中央政权来说,显而易见是起了削弱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督抚依赖列强巩固个人的政治或军事地位,这正是近代军阀的一个特征。总之,麦金农先生对袁世凯政治权力兴起所做的详尽描述和分析,在笔者读来恰恰说明了袁世凯权力扩张的地方分离主义性质,及其个人权力对晚清中央权力所构成的重大威胁。就清末10年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来说,笔者认为,既存在政府正式权力机构与下层士绅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分野,也存在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分野,这两个分野同时并存,并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而变得愈益突出和尖锐,结果从内部加速了清朝的覆灭。
(四)
新政改革作为一场后发型的近代化运动,其产生和发展除了国内因素外,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列强的干预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较早注意晚清改革与列强关系的英文著作是《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1895-1911》(注:Wang Feng-Gang,Japanese Influence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from 1895 to 1911(Peiping:Authers Book Store,1931).),该书是一位名叫王风岗(音译)的中国留学生为申请博士学位,向斯坦福大学教育系和研究生院提交的学位论文。但遗憾的是,在这篇学位论文中,作者几乎将3/4的篇幅用在对晚清教育改革过程的描述上,仅仅在第四章中对日本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做了集中讨论。首先,作者从4个方面扼要勾勒了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影响:一是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日本教员;二是中国翻译的日文著作;三是日俄战争的影响;四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同时,作者指出,随着1907年日本对中国侵略威胁的加深,两国的友好关系遭到破坏,自1908年开始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有所削弱,中国开始摆脱日本的影响不再将日本作为汲取知识的惟一源泉;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因为随着满清封建王朝的倒台,以及革命党人寻求建立西方式的共和制度,人们自然以法国和美国作为建立新制度的模式或原则,而不以帝国的日本为榜样。最后,作者对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影响所产生的后果及其中日两国教育改革的异同也做了一些简略的分析。
与研究清末新政与列强关系相关的另一本更有影响的著作是,美国在华传教士李佳白之子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注:John Gibbert Reid,Manchu Abdication and The Powers:An Episode of Pre-war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3).〔美〕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中华书局1982年版。)。在这部著作里,李约翰以编年体的方式,详细叙述了宣统年间(1908年11月15日至1912年2月12日)英、法、德、美、俄、日六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活动对晚清政局产生的巨大影响,将清朝皇帝的逊位看做是“战前外交中的一段插曲”,指出这一时期六国的对华政策和争夺对宣统朝的灭亡负有很大的责任,“1912年2月12日满清皇朝逊位,主要是由于它没有得到中国各省的信任,或外国的支持而发生的。六大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外交中,没有在宣统朝时期,真正遵行一种协调的政策;他们没有在中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和稳定的政府,也没有帮助那个古老而统治松弛的帝制政府。互相竞争而冲突的种种外国利益,以或多或少的强烈程度向北京政府坚持他们的要求,使北京在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国内的威信都大大降低了。清皇朝为了屈服于外国压力和被迫施行这个或那个列强所要求的方案而受到责难。列强所采取的协调政策没有能阻止中国国内局势的日趋恶化,反而间接地引起国内的不安和叛乱”(注: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第333页。),最后导致清帝的逊位。
在具体考察列强与清帝逊位两者之间关系的同时,李约翰对这一时期英、法、德、美、俄、日六国对中国国内改革的态度也做了一些论述和分析。他认为这一时期英、日、俄、法四国在对华政策上结成同盟,为保持在它们势力范围内所享有的特权和利益,更倾向维持现状,因此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改革持抵制态度,反对和破坏清政府为捍卫国家利益所做的一切努力。而美国和德国对华倾向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此赞成和支持中国国内的改革,希望通过清政府的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国家力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约翰在该书中对有关列强对中国国内改革所持态度的论述和分析既不全面,也不系统,只停留在外交政策层面的分析上,并没有具体、实际地探讨列强与各项改革的关系。因此,他所做的一些论断显得过于简单化,且不十分准确。从新政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的价值和贡献主要在于,具体地描述了在晚清纵横捭阖的外交中,英、法、日、俄、德、美六国列强如何都把中国看做可供他们宰割或与别人交换利益的俎上肉,同时又将中国看做是他们可以拉到自己一边以增强力量的对象,以及处在列强夹缝中的清政府如何一再被彼此竞争的两个集团所挤压、背弃和出卖,最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当时中国所处的恶劣国际环境既是导致清朝灭亡,也是导致清末新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外部原因。
在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中,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新近出版的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注:Da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与晚清改革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任达认为,1898-1912年中国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是一场具有以“相对新的典范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典范”性质的革命,在这场架构性革命中,日本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反复指出:“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为参照,对两者都难于理解。事实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关键。如果没有日本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层次表示合作,中国不可能打破传统控制而向现代化道路迈进。”“中国在1898至1910的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这些成就就无法取得。和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样,从1898至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的和谐,堪称‘黄金十年’。”(注: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2、7页。)该书即是围绕作者的这一观点展开的。书中第一章提出“黄金十年”和“新政革命”两个基本概念。第二、三章扼要追述1897和1898年间日本军事和非军事人员向中方所表达的友好和共同抵制西方侵略的合作愿望,以及对改革运动的劝说。第四、五、六章分别探讨了中国留日学生和来华的日本教习和顾问,以及日译书籍对这一时期思想变革所产生的影响。第七、八、九、十章依次探讨了日本对晚清教育体制、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以及司法和宪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考察,任达最后将日本对清末新政所起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概括为5点。第一,日本为清末新政改革提供了示范,特别是日本成功地将西方之“用”与传统儒学之“体”结合起来,为中国接受新思想和新体制清除了障碍。第二,出于各种原因,日本对清末新政改革实行开放政策,不但替中国训练军官、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而且对来日本的中国人,日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都给予真诚的接待。第三,日本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受过高级训练、富有经验的人才。作者认为,晚清那些受雇于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既是受中国高薪的诱惑,也是出于对明治成就的自豪感和日本对中国历史上的报恩感;就国家层面来说,既是出于国家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出于正在出现的民族使命感。第四,日本为清末改革提供了现代词汇。作者认为,这一时期如果没有大量现代日本词汇的移入,中国任何改革的努力,都可能会在词汇战的争吵中失败。在此之前,把西方概念和词汇译为中国惯用语的一切努力,从林则徐和魏源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粗陋的翻译,到西方传教士译著中各种各样、并不协调的新造词语,以至严复的翻译,全都失败了。第五,与第四点相关的是,清末大量日译西方著作和日本教科书以及学术、思想、文学等书籍竞相译成中文,引发了1911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在思想方面迅速进入现代。
任达的这一研究,主要从正面揭示了日本在晚清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日两国的关系,的确不无启发。但该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关于“黄金十年”,作者没有具体交待它是在怎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或出现的。换言之,作者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清政府在改革中能够消除不久前中日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而倚重日本,以及日本为什么在当时如此“热心”中国的改革运动。并且,对于为什么将“黄金十年”界定在1898-1907年的10年间,而不包括190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作者在书中也没有专门做出解释。(注:关于这个问题,任达教授只是在书中的第一章第一小节提出“黄金十年”概念的最后指出:“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离开当时西方的进取的追求,就难于理解中国何以于1908至1909年决定在寻求先进的教育和训练方面,由依靠日本转向西方”(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第13页)。此外,就再也没有对1908年之后中国的改革由依靠日本而转向西方的现象做出描述和解释。)再者,作者只提到日本在晚清改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完全忽视中日两国在改革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控制和反控制,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此外,作者虽然较为充分地吸收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很少利用第一手的中、日文资料,这也极大地妨碍了该书的研究深度。鉴于该书所存在的这些局限,任达断然将1898-1907年的10年说成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他的研究,这一时期至多只能说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
(五)
以上介绍的这些著作由于写于不同的年代,研究的重点和看法自然不尽相同,有着各自的学术或现实关怀。大致说来,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一书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综合研究,揭示晚清改革的成败,希望20世纪30年代之初的中国能避免重蹈覆辙,重新走上一条和平渐进的改革道路。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通过对晚清军事改革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军事力量的兴起及近代军阀主义的起源,同时也为朝鲜战争之后不久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中国军事力量提供了历史背景。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则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拓展,着重分析晚清军事力量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及其对中国文武关系的转换所产生的影响。梅恩伯格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和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对晚清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研究,则透露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关注。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以及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和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虽然探讨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但实际上都是从“国家—社会”这一研究模式或者说研究架构,揭示晚清改革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士绅,或者说国家正式权力与地方士绅非正式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晚清改革乃至近代中国的影响。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和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虽然探讨的都是列强与晚清新政的关系,但前者侧重对列强外交政策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及列强对新政改革所持的一般态度的考察和分析上,并突出列强在清朝瓦解过程中的消极和破坏的一面,后者具体考察了日本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强调其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些风格不一、观点相谐或相异的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晚清最后10年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同时也展示了西方学者的历史识见。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晚清新政的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首先,西方学者似乎将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主要放在政治、军事、教育方面的改革,严重忽略了晚清经济政策方面的变化、调整和改革。虽然也有一些英文著作注意到晚清经济政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动,如美籍华裔学者陈锦江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注:Wellington K.K.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美〕陈锦江著,王笛、张箭译:《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第八至十一章中,对1900年之后清政府的现代企业和商人政策的变化做了扼要的论述,但他主要是从官商关系的角度探讨晚清经济政策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并将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在官商关系方面所做的调整仅仅看做是中央政府向地方当局控制现代企业的挑战,这就极大地局限了对晚清经济政策变动的认识。固然,在晚清发展现代企业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确存在矛盾和争夺,但晚清经济政策的变动并非如陈先生所说,系中央政府向地方当局控制现代企业的挑战,而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国际化浪潮,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将中国的经济纳入或使之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此,晚清的经济改革远不止设立一些经济行政机构,调整官商关系,而是涉及到制订一系列新的经济法规,确立一套新的经济制度,既涉及农工商政策的调整,也涉及有关外资、外贸政策,以及财政、金融、货币的改革。如果说晚清最后10年是近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时期,那么经济政策的调整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和影响并不亚于晚清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西方学者在研究晚清新政历史中不能不多加关注的。
第二,在清末新政研究中,西方学者较多关注于晚清政局变动(权力之争)对改革的影响,但很少注意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是就政治论政治,就教育论教育,就军事论军事,即使卡梅伦在综合探讨晚清新政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中对此有所留意,如提出财政改革在晚清各项改革中最为重要,并指出清政府没有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财政制度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她在大多数的时候并没有用联系或全局的眼光思考问题,同样是孤立地看待各项改革,当她谈到禁烟运动时,便说禁烟是比其他改革更为重要的改革,谈到教育改革时又说教育改革重要,并没有说清楚清末的各项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以及清政府本身是如何认识和操作的。同时,由于忽视各项改革之间存在的互动和制约关系,西方学者还往往将某些改革出现的变化简单归诸人为的因素,如卡梅伦、鲍威尔、冯兆基都将1908年之后陆军改革的实际效果不理想全然归咎于摄政王载沣的无能,而忽视了这一时期重振海军的努力分散了前一时期用于陆军改革的精力和财力的事实。其实,晚清改革的进程既受政局变动的影响,也受内部各项改革的制约。例如,振兴实业政策一度被清政府摆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商部开始时在清朝中央各部中位居第二,仅在外务部之下,但在新政后期振兴实业政策的力度明显有所削弱,具体负责制订经济政策的农工商部在中央11部中退居倒数第三,应该说,其主因不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或官员的无能和腐败,而是受到1905年之后兴起的预备立宪以及诸如财政、货币等其他改革政策的冲击。晚清各项改革之间存在的制约关系对晚清改革的影响有时并不亚于政局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在今天看来,新政改革最后失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政府没有处理好各项改革之间的关系,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轻重缓急没有统一的规划。因此,在研究清末新政过程中,要有联系和全局的眼光,这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对于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西方学者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相对于列强在晚清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可以说,在晚清的3次改革运动中,以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最为紧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列强与新政关系的著作问世。如前所述,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只是着重探讨了当时列强对华政策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并且只限于宣统朝;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只是探讨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并没有对其他列强加以考察,并且在探讨日本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中仅仅剖析日本对新政改革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完全忽视其他层面。有些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虽然提到了列强的影响,但很少做系统的分析。此外,在西方学者撰写的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的英文著作中,有时也谈到一些列强对新政改革的态度(注:参见Walter V.Scholes and Marie V.Scholes,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Taft Administration (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0);Michael H.Hunt,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895-1911(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E.W.Edwards,British Diplomacy and Finance in China,1895-191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但只限于外交政策的分析,无意进一步去深究列强是如何对各项改革施加影响或干涉的。就此来说,一定程度上是新政与列强关系问题本身的性质妨碍了西方学者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来说,他们可能将列强与新政的关系看做是中外关系史家们探讨的问题;而对那些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们来说,他们又可能将它看做是晚清史学者研究的问题。其实,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鉴于清末新政与列强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全面地考察和分析列强与晚清最后10年改革的关系,无论是对研究20世纪初的中外关系来说,还是对研究晚清改革运动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研究这一问题,西方学者较诸中国学者,有着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西方一些学者与其继续在一些老问题上从事一些修正研究,或许还不如在列强与新政关系问题上做些研究更有意义。
最后,尚需进一步加强中外学者的交流和沟通。由于受时代的限制,1979年之前出版的与清末新政相关的英文著作不但没有注意中国学者的研究,并且所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以英文为主,中西学术处于隔绝状态。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西方学者虽然比较注意中外学术交流,在研究过程中几乎都来过中国大陆,尤其重视收集一些相关的中文档案和文献资料,但在交流过程中西方学者对大陆学者所做的研究的关注似嫌不足,至多在论著的参考书目或注释中征引一些相关的中文论著,而很少做一些学术史的功夫,结果导致有些学者在著作中征引的中文论著实际上并不代表大陆学术界的水平,相反有些该征引的论著却没有列入其中,在象征中外学术交流的地方显露出中西学术的隔膜。当然,这不只是晚清新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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