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是我国对韩国鲁迅研究状况的一次集中介绍与展示，是一次中韩两国学者共襄的盛举，也是我国对他国鲁迅研究介绍工作的带有创造性的重要收获——以前我们还仅是对日本、苏联(如竹内好、谢曼诺夫等的著作)等国的学者以专著的形式进行引进或对诸多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集于一书引进(如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等)。像这样以一本书而引进一国十几位学者的具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成果，实属首次。它比以专著形式引进某一人成果要显得宽泛，又比以一书引进多国多人成果显得集中，自有其优势在。

    该书的附录一是1920——2004年韩国鲁迅研究论著目录，将近400条，可谓多矣。而是书所选仅17篇，所以只能说是检阅之后的提炼。但这17篇又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所谓窥一斑以见全豹，故仍可视为一次检阅。

    读罢此书，首先感到的是韩国学者研究鲁迅的高度自觉与使命意识，他们并非仅仅将鲁迅作为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来研究的，而是将他作为与他们的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不可或缺的一位伟人来进行研究的。我们从收入该书中某些文章的篇名即可发现此点，如《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金时俊)、《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良守)、《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朴宰雨)、《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刘世钟)、《革命力动主义或意象主义》(柳中夏)等，接近全书篇数三分之一。

    在朴宰雨撰写的《序一》中，他说鲁迅“是在现代东亚知识界里一直受瞩目的文学家兼思想家，是一位很难再有的历史文化向导。”这正昭示出韩国鲁迅学者的使命意识，他们事实上是将鲁迅作为能够引导韩国历史前进的人物来对待的。他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指出：韩国的鲁迅研究成果“很多是扎根于韩国现实，发挥韩国学者有主体性的问题或者为应付韩国学界的需要而发表。”李陆史是20世纪30年代韩国鲁迅研究者，他对鲁迅评论的重点并不是置于鲁迅实行文学革命的功绩，而是置于鲁迅改革社会思想、攻击封建社会制度、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的功绩上。而他本人亦恰恰不独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独立运动家。这才恐怕是他与鲁迅先生更为深层的精神关联。与李陆史关系密切的另一位诗人金光均在其40年代《鲁迅》一诗中“以描写鲁迅来克服一个知识分子的疲倦的生活而再挑战的意志”(金河林：《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进而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鲁迅研究可谓在血雨腥风中得到发展与深化。当时的著名学者李泳禧“从鲁迅的人生态度与思想、文学吸取精神营养”，“针对当时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言论界对激进主义的错误理解和攻击加以深刻的批判”(《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他同鲁迅一样，对“精神极度麻痹的学生及民众意识加以痛打”，所以一方面他被称为“韩国思想界的恩师”，而反动政权则污蔑他为“学生意识化的元凶”(《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他曾写有《鲁迅与我》一文，回顾了自己年轻时候摸索思想出路时受到鲁迅启发的过程(遗憾的是此文未能收入这本论文集中)。任轩永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反独裁运动的战士，同李泳禧一样亦曾因笔祸入狱。他也深受鲁迅影响，“不禁为鲁迅描写的那些为了惩罚独裁者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极限斗争拍案叫绝。”(引文同上)另一位学者成元庆则认为，鲁迅的文学是一种“对时代的黑暗全力斗争”的文学，鲁迅的杂文曾在韩国被禁可以说也是历史的必然(《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90年代学者柳中夏的鲁迅研究亦重视鲁迅对于思想变革的思考，他对鲁迅与韩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也注意考察他们对文学和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另一位研究者金良守在他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在……韩国现代史上，鲁迅一直是黑暗的政治现实中的希望之所在。”他们在将鲁迅与本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往往也强调比较对象所共有的革命品格，如在《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一文的“结束语”中就这样写道：他们“是以彻底的否定和怀疑精神，以恶魔的化身，以复仇的精神，为了人类解放，不停地走过来的革命人。”同时指出：鲁迅作为一位革命家其“动力始于否定从古到今的所有的东西，始于否定未来的假想。”即便是一些研究鲁迅文学理论的著述，也极为重视鲁迅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品格，如全炯俊《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不仅源于革命，而且终于革命。”金河林《“小说史”研究的同步性与差异性》认为鲁迅与金台俊研究各自国家的小说史的深层原因与解决民族危机相关联。申正浩的《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则指出：“鲁迅的情结，尤其是鲁迅的文学情结与其说是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与其反映，不如说是辛亥‘革命’的‘反思’与对‘革命’所向往的‘穷极目标’背后的作为存在主体与其形式的人的怀疑。”全炯俊《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更是说得酣畅淋漓：

    ……鲁迅不仅深刻地描写社会黑暗，而且是深层次地透视黑暗，并在其中展开斗争。这源于“辛亥革命一代”深刻的历史和存在的体验。

    也正是这一点，使鲁迅至今仍活在中国文学中。因为打倒封建、实现近代曾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但这一使命历经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漫长过程仍然没能完成，并且在脱离近代的迹象接踵而至的当今社会，封建和近代仍交错存在。鲁迅的小说就是与这巨大的历史问题进行的激战。

    这一段话有如黄钟大吕，使我们震惊和思索：我们在还原鲁迅作为一位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时，而无意或刻意地淡化他又是一位革命家的本色，是否走过了头？事实上，在淡化和否定了鲁迅的革命家的本色的同时，恐怕也就淡化和否定了他一生所致力于的通过变革而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基本诉求，也就淡化和否定了鲁迅存在的基本意义。而这在客观上最符合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韩国鲁迅学者在对鲁迅作为一位革命家对于本民族与他民族的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进行深刻分析的同时，也对鲁迅的思想与艺术进行了较为精湛的学理性研究，即将鲁迅也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很是新颖独到的见解。如认为鲁迅站在一个既非肤浅轻狂的启蒙主义、也非反启蒙主义的第三立场；他虽然肯定走向现代指向性，但也不断地批判现代性；他趋向于阶级思想，但一刻都没有放松对它的局限性的批判；鲁迅从否定自己的立场忠实于自己，从否定自己中求得前进(金允植：《韩中现代文学相互关系一瞥——以鲁迅为中心》)。竹内好曾说鲁迅是通体矛盾；托尔斯泰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也说过同样的话。事实上，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有这个特点，只有在诸多矛盾中才能显示出其深刻性，若是十分纯粹，十分和谐，十分统一，也就必然十分浅薄，因为他不可能反映出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世界。韩国鲁迅学者对鲁迅思想世界的这一辩证认识确实非常深刻，接近了鲁迅本体。韩国学者认为鲁迅对国粹主义是“一脚踢开”(《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强调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他们高度重视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明确指出；“鲁迅认为，当时大部分中国民众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也是维系封建社会的功臣”(《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相似的社会状况与历史文化背景，韩国学者对此大约是感同身受的吧！对于鲁迅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全炯俊指出：“对于鲁迅来说，重要的是革命本身，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式革命。对此，丸山升认为，最终，鲁迅是在马克思主义式革命中找到了实现自己革命的力量。笔者认为，丸山升之上述分析不仅正确，而且很高明。”(同上)鲁迅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说是很复杂的，此种论说无疑会给我们以启迪。关于鲁迅的思维方式，韩国学者则认为更接近于法国的认识论(《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韩国学者对鲁迅也进行了“心灵的探寻”，对鲁迅的深层心理予以考察与揣摩，指出：“避开空虚，欲沉默，但无法沉默的社会存在——表露着鲁迅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心理斗争。辗转在沉默和雄辩之间，就是鲁迅存在的条件。”“鲁迅从空虚和虚无得到力量”。鲁迅“洞察人生和历史的必然，把虚无、悲哀、痛苦视为生命的条件”(《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此文作者强调鲁迅鲁迅作为一位勇于自我牺牲的孤独的战士的精神品格：“他只有自己，是以自身为作战的武器。”这些对鲁迅思想与精神世界的研究均是较为精辟的。

    至于对于鲁迅文学世界的研究，韩国学者无论在宏观或中观抑微观上也都有所建树。

    韩国学者认为，鲁迅特别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在‘革命’和‘政治’的两端对立中，把‘文学’这一媒介介入其中，投入全身心的力量去思考去实践。”(《韩中现代文学相互关系一瞥》)鲁迅着重描绘“社会革命及革命里面深处的人们的利己主义、卑怯、蒙昧等等的人性。”(《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此处的所谓“革命”，若是从鲁迅的前期小说创作来看，可能主要是指辛亥革命；但倘若从《故事新编》和杂文创作来看，那么这革命恐怕也是兼指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因为鲁迅那里所进行的国民性批评，有许多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出发的，而他对“四条汉子”的批评更是直指“革命里面深处的人们”的。应当说韩国学者的上述论断，我们中国鲁迅学者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阐述过；但韩国学者做得确实更加明快、犀利。他们对鲁迅创作的成绩也给予极高的评价，任轩永认为“鲁迅的文学已成为把美学上的精雕细作与尖锐的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完美的文学创作的典范了。”(《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韩国学者对鲁迅现实主义的特质、背景的介评均较正确，如说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非常重视主观(主观真正性)，“客观上要真实，主观上应诚实。”这种现实主义要逾越平面描写而达到“灵魂描写”和“理想之引导”。认为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通过采纳历史唯物论的美学理论构筑了自己的体系。他们还考察了鲁迅与茅盾、胡风的现实主义的异同：鲁迅与茅盾都重视现实认识和现实描写的批判性和客观性，但“鲁迅认为，为了确保客观真实，首先必须具有主观真正性，茅盾则在题材上寻找了客观真实”；胡风所提出的“主观力”是鲁迅所说的“主观真正性”的延伸，胡风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胡风理论是鲁迅理论模式之一种再生产。”(《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我在《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路翎》一文中这样说过：“若是说鲁迅的文艺思想在许多方面为胡风所继承，那么鲁迅的小说创作艺术则为路翎所继承”①。但由于该文主旨是探讨鲁迅与路翎之关系，对于鲁迅与胡风文艺思想之关系没有展开。读罢韩国学者的相关论述，感到自己的夙愿也得以实现，非常欣慰。

    如果说以上是属于对鲁迅文学世界的宏观研究，那么《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小说家鲁迅和他的小说世界》、《鲁迅〈野草〉的诗世界》(金彦河)等文则基本上是中观研究。鲁迅作品的某种现代主义品性如今早已成为鲁迅学界的共识，人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则仅从“叙事”角度对此考察，但却相当深入。此文作者认为，叙事因素构成鲁迅文本的最为突出的现代主义特质。作者提出，鲁迅不少作品存在着接近于意识流性质的“怀旧”和类似“自问自答”式“对话”。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文体。鲁迅的“独白”代表着主体的分裂，鲁迅的“我”是否定的主体，鲁迅通过多重叙事隐藏自己，《彷徨》时期第三人称小说的量的增加证明鲁迅隐藏意识的发显，而执着地伪装、隐蔽自身恰好说明鲁迅文学的现代主义性质；鲁迅叙事时间的逆向性是反抗物质文明时间的现代主义态度，但鲁迅笔下的现代主义思想又获得了现实性的根本动力；鲁迅的叙事空间带有抽象性质，常采用时间的空间化手法，将时间并置、混合或移位，从而获得空间化的叙事，造成了全体作品结构的同时性；鲁迅许多作品视点不一致受到了汉画影响，其文本具有图像性；《故事新编》中亦有典型的表现主义手法，等等。这些观点都使我们加深了对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质素的理解，尤其是关于鲁迅作品中某些现代主义手法与汉画的关系的论述，启迪我们不仅要从西方文化与文学中探求鲁迅作品中的现代主义之渊源，并且也要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剔挖其根脉。《小说家鲁迅和他的小说世界》提出鲁迅小说中的民众是以自虐或自害方式生存，第一人称叙述者形成了一种由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到渐渐绝望的轨迹；《鲁迅〈野草〉的诗世界》从诗人与世人的极端对立以及因而造成的荒诞美学的角度对《野草》所进行的考察，都使人耳目一新。

    在微观研究方面有《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李株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等文。前者将《狂人日记》的序文作为“外故事”，正文作为“内故事”，从而形成了谈论空间、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对作品进行细读；后者则认为《伤逝》既是男性启蒙主体的自我解剖，同时也是对民族叙事是如何诞生的这个问题作出的隐喻，可谓以小见大，足见作者的功力。几篇比较研究论文亦各有特色，而它们大多强调东亚内部文学比较的重要性，并且注重同中之异。这对我们进一步开展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亦不无启示。

    此书的不足之处主要在翻译上：倒不是译文的不够畅达，关于此《编后记》给予了合理的解说，我也确实感到，对于“肉声告白”之类的直接拿来，真的别有风韵；而是由于个别译者对这一领域不够熟悉，有的译名不独与通译不符，而且十分别扭，如将阿尔志跋绥夫译成阿两齐巴舍夫等。

    孙郁在《序二》中写道：韩国学者是“以一种反抗奴隶的自由的心，自觉地呼应了鲁迅的传统。”并批评了中国许多学者的委顿与堕落。鲁迅说“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中国的知识阶级是一种“衰弱的知识阶级”②。与韩国知识阶级相较，亦如是。朴宰雨先生的书房命名为“树人斋”，那其间恐怕既有对鲁迅自身的敬仰，也蕴涵着他(以及诸多韩国鲁迅学者)要在本国赓续鲁迅“树人(立人)”的伟大事业，从而推动历史前进的深意吧。在他写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他称自己为“把鲁迅当作活生生的教材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徒”；在真正地赓续鲁迅精神方面，我们似乎也应当成为韩国鲁迅学者的学徒了。

注释：
①载《浩气千秋民族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论文集》第387页，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②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原载：《东方论坛》200603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4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