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原载：《中华读书报》 2006-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