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本稿的目的是：通过介绍郑寅普着《阳明学演论》之第六章〈朝鲜阳明学派〉的内容，研讨朝鲜阳明学研究上的诸问题。

始於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的阳明学，在王守仁晩年就早已传入朝鲜，此事实已爲人所指明1。因此，朝鲜阳明学的歴史几乎拥有与中国的阳明学史相匹敌的悠长而直至今日。然而，衆所周知，在李朝时代的朝鲜，朱子学的价値観以絶对权威支配着社会，阳明学自其传来之最初开始，几乎一贯被视爲异端而一直遭受排斥。所以，阳明学的势力在朝鲜近世思想史上，与隆盛无匹的朱子学相比，实在不过是寥寥而已。

似乎是反映这样一种思想史上的定位，至少到1970年代初期前後爲止，有关朝鲜阳明学的研究之实情，不过是由极少数的研究者所作的零星的且概论式的研究而已2。处於这样的环境中，於1933年公刊的《阳明学演论》是朝鲜第一本正式的阳明学研究书，是此一领域里的古典着作。

但近几年，韩国的阳明学研究正呈现着惊人的进展状况。在资料方面，由於《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全320册，民族文化推进会，景仁文化社发行，1990年～2003年）之刊行，使有关朝鲜阳明学的很多原始资料，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进行利用。於1995年，创立了韩国阳明学会，其机关杂志《阳明学》现已发行至第14号（创刊号1997年11月，第14号2005年7月）。於2004年，由此韩国阳明学会主办，召开了江华阳明学派国际学术大会（「江华阳明学派的定位与现代的意义」，2004年10月15～16日，於江华岛）3。即使一瞥本稿末尾作爲附录所揭示的文献目录，我们亦可以了解，有关朝鲜阳明学的研究成果於现在的韩国正陆续刊行之情况吧4。

另一方面，在日本，除了高桥亨与阿部吉雄所作的先驱性研究之外，其後几乎是处於研究断绝的状态5。笔者自身，第一次公开发表朝鲜阳明学的研究成果是在2000年，研究经歴尚浅6。因此很遗憾的是，现在的笔者，并不具备能够对韩国国内近年正陆续刊行的大量研究成果进行俯瞰的力量。

然而，郑寅普的《阳明学演论》〈朝鲜阳明学派〉不仅是古典式的先駆业绩，在提示了研究朝鲜阳明学方面的基本课题这一点上，至今仍然具有充分的参照价值。又，本书以极为旧式的词汇与文体撰成，而且又因爲原始资料的引用亦全部以译成韩文的形式揭示，所以总体上非常难解。本稿在言及本书所引的原始资料之际，从原典直接引用汉文之同时，尽可能地对本书的内容加以详细介绍。将难解的本书之内容尽量简明易懂地进行介绍，并阐明本书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此乃本稿之目的7。

二、朝鲜阳明学派的三类

《阳明学演论》原是《东亚日报》自1933年9月至12月，分66回连载的文章。其後，作爲《薝园国学散稿》中的一编而刊行（文教社，1955年），继而作爲三星文库《阳明学演论》（三星文化财团，1972年）出了单行本。现在收录於《薝园郑寅普全集》（全六册，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83年）第二册8。本稿则使用此全集所收本。又，以下注记本书页数之际亦据全集本。

《阳明学演论》，由1<论述之缘起>、2<阳明学是什麽>、3<阳明本传>、4<《大学问》、《拔本塞源论》>、5<阳明门徒及继起之诸贤>、6<朝鲜阳明学派>、7<後记>构成。而本稿所讨论的是6<朝鲜阳明学派>。

本书的<朝鲜阳明学派>是以「朝鲜没有阳明学派」、「阳明学在传承的同时，被看作是像某种异端邪说一样，其书就算只放在桌子上，见者既将（其书的主人）视爲乱贼，开始责罪讨伐之准备」、「朝鲜只有晦庵学派」之类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章为开场白(210页)。如此，确立了朱子学的絶对権威，学者难以公开表明自身为阳明学派,郑寅普将处於这一情况下的朝鲜阳明学派，分爲以下三类（211页）：

（1）有明显的着书，或者其语言之中有明显的可成爲证据的东西，即使从表面上不得而知，但将其作爲阳明学派是不容置疑的人。
（2）虽然有非难阳明学之语，但总合其前後行爲来看，其乃谎言（「诡辞」），心中则无法掩盖主张阳明学的人。
（3）对阳明之学未有只言片语之言及，其所信奉乃朱子学，但即使其不曾语及阳明，从成爲其平生主张之根干的精神来看，毋庸多言即可知其乃阳明学的人。

郑寅普具体所举出的人名有：（1）崔鸣吉、张维、郑齐斗、李匡臣、金泽秀。（2）李匡师、李令翊、李忠翊。（3）洪大容。以下，笔者拟依照郑寅普之记述，论及其中的几个人物，同时指出问题。

三、第一类

（一）崔鸣吉

在将崔鸣吉（号遅川，1586～1647）与张维（号谿谷，1587～1638）定为阳明学派之际，郑寅普作爲傍证的是崔鸣吉的曽孙崔昌大（号昆仑，1669～1720）撰写的下文（220页所引）：

公与谿谷少时讲学也，见陆王之书，悦其直指本体，刊落枝叶。两公皆深取之。公则中年覚其学术之有疵，屡形於言论。完陵公稍长渉学，公尝赴渖道，遗完陵公书，备论阳明学术之病。谿谷至老不改初见云。9

据此，就是说：崔鸣吉与张维皆於青年时代爱好陆王之学，而崔鸣吉至中年觉察到陆王之缺陷，以至於对其子崔後亮（完陵公）详论陆王之弊害。张维则直至晩年，不改信奉阳明学之立场。

而有关崔鸣吉信奉阳明学，郑寅普所引用的原始资料为以下两条：

①阳明书云：「心本为活物，久久守着，亦恐於心地上发病。」此必见得亲切，自家体验分明，故其言如此。以阳明之高明，犹有是忧，况汝方处逆境，心事何能和泰如平人耶？10
②人所罔覚，自心独知。11

郑寅普论述道：自此二文观之，显而易见，崔鸣吉乃传承阳明良知学的学者（213页）。

郑寅普所谓的第一类，理应是可以在文献资料中明示其作爲阳明学派之根据者，按照这样的定义，笔者对於崔鸣吉被分入第一类，略抱有疑念。对於②的文献，的确王守仁常常将良知与独知连结而言12。然而，类似於②的文字表达，从朱熹对於「慎独」之「独」字所作的注释之类中亦可以容易地加以引伸，将此视爲崔鸣吉作爲阳明学派之明证，略微根据薄弱吧13。又，①的确是暗示着对阳明学或王守仁的肯定性评价，但仅依据此条记述，还是不免孤证之嫌吧14。

而郑寅普在介绍崔鸣吉的传记事迹上，更赋以大量的篇幅，亦令人感到毋宁说是似乎欲从其生活方式中发现其作爲阳明学派的真面目。衆所周知，崔鸣吉亦是於接连不断的清军入侵（丁卯胡乱1627年，丙子胡乱1636年）之际，率先承担和议交渉之重任，救国难於当头的人物。当时，衆多人士批判和议，主张与夷狄清朝讲和是有悖於《春秋》之义的行为，而抗战才是大义。然而，他们其实亦目睹清军在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怀有危惧与恐慌，一面在内心期待和议的成立，一面畏惧他人的非难，无法说出真心话。他们在内心则以和议为幸，同时在表面上不断地发出非难和议的大话，能够采取如此之行动，亦是因爲期望和议这一内心，己知而他人不得而知（217页）。

与此相反，崔鸣吉虽然可以无视当世之人皆说之大义，却无法自我欺骗地无视己心所独知之不安（即君父之危急、宗庙社稷之存亡）（214页）。无论受到任何非难攻撃，他的不容已之纯诚丝毫不为挫败，崔鸣吉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舍弃隠微的自心之明察的人物（215页）。

此处所云「隠微」，即根据「莫见乎隠，莫顕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章句》第一章），郑寅普所作的这样的敍述，亦是与上文「人所罔覚,自心独知」相呼应的。而且，不为既成之权威与价値观所束缚,侧耳倾聼自己内心之声音，此的确是良知心学之要点15。在此意义上，不仅仅是依据文献上所遗留的阳明学之言辞，还欲通过其人物实际的生存方式来检证其作爲阳明学派的面貌，郑寅普的这一手法值得赋以一定的评价吧。

不过，通过崔鸣吉的行动而描绘出的内在心理，毕竟只是着者推测的産物而已，此种手法中，着者的强烈的个人关注颇投影於其中，此毋庸待言16。在此意义上，笔者对於崔鸣吉被「明显的着书」或「明确的证据」这一第一类范畴所包含，还是不得不抱有疑念。如果，本来郑寅普就对崔鸣吉这一人物抱有很多强烈的个人关注的话，那麽此事自身，在检证郑寅普的思想及《阳明学演论》撰述的同时代史的背景上，是饶有兴趣的问题。

（二）张维

关於张维，郑寅普所举的是以下的资料（218页）：

阳明、白沙，论者并称以禅学。白沙之学，诚有偏於静而流於寂者。若阳明良知之训，其用功实地，专在於省察扩充，毎以喜静厌动为学者之戒，与白沙之学絶不同。但所论穷理格物，与程朱顿异。此其所以别立门径也。17

又，郑寅普同样从《谿谷漫笔》中，介绍了张维对朝鲜学术界施以猛烈批判的着名的一节文章。即与中国学术的多歧多様相比，我国学术乃程朱学一色，而且是追随尊重程朱学的世间之风潮，「皆口道而貌尊之而已」（220页）18。以这些记述为根据，张维被分入第一类。

又，崔鸣吉中年以後，转向了阳明学批判，而张维则至最终不改其立场。关於崔鸣吉的曽孙崔昌大所撰「遅川公遗事」中的这一记载，郑寅普认爲不应当按字面理解。崔昌大极力强调「崔鸣吉非王学之徒」是爲了免祸的策略，本来崔昌大亦不具备像崔鸣吉一样有承受灾祸的力量。那麽，爲何崔昌大隐瞒了有关崔鸣吉的事实，而对张维则直言无惮呢？这是因爲：崔鸣吉与张维所处的立场不同，张维为歴代国王所尊崇，是拥有巨大权势的人物，所以即使其直言信奉阳明学，也不会招来灾祸。而崔鸣吉原本就作爲违背《春秋》之大义者，遭受了世间之非难。作爲这样人物的末裔，崔昌大无法公开表明其祖先信奉阳明学（221页）。

这种解释妥当与否，是须要另外探讨的问题，而不应该轻易地将文献中的记述原封不动地作爲史实来理解，这一指摘特别可以说是郑寅普对於朝鲜阳明学派的资料所持的一贯态度。此问题我们将在後面再作考察。

（三）郑齐斗

郑齐斗（号霞谷，1649～1736）信奉阳明学之事实，在今日可以说是已属常识之事。将他分入第一类是否妥当，恐怕勿需再作斟酌吧。於此，我想不如确认一下郑寅普是如何评价郑齐斗的阳明学的。

「作爲朝鲜阳明学派，霞谷在第一类中亦爲最高之大宗。」（221页）
「具心斋（王艮）之直指，同时兼绪山（钱德洪）之规矩，具龙溪（王畿）之超悟，同时并持念庵（罗洪先）之检核者，其乃霞谷。霞谷不单单是朝鲜阳明学派之大宗。」（222页）
「『向天下事物穷究其理』与『心即理』，是晦庵与阳明的学问之分歧点，霞谷对晦庵抱有懐疑亦由此，契合於阳明亦由此。」（225页）
「如今，即使看霞谷年谱，亦无法得知霞谷一生之宗旨。与其说是阳明学派，不如说是似乎被掩饰成了一个固守晦庵学的人。以此观之，可知霞谷之学问於其家庭没有被传续继承吧。」（223页）

亦如以上引用表明的那样，郑寅普对於郑齐斗的阳明学理解予以极高的评价——兼备王门诸子各自之长处，即不偏向任何一边的稳妥至当。郑寅普还指出：是否采用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解释的即物穷理说，乃朱王的分歧点，有关此点，郑齐斗是明确地站在王学立场上的，而郑齐斗这样的立场在《年谱》中竟被加以掩饰等。

於此，特意将郑寅普所作的郑齐斗评价作一概括，是因爲後来尹南汉对以上诸点明确地进行了批判。爲了对照两者的见解，以下归纳一下尹南汉的论点（括弧内为尹南汉《朝鲜时代의 阳明学研究》19的页数）：

○历来的研究视角，一直将朱子学与阳明学过於对立地进行把握，忽视了两者间的同质性与连系性。程朱学乃体制教学，在这一制约下所受容的朝鲜阳明学，我们与其从与朱子学的对立性，不如应该从其连系性来把握（3～4页）。
○郑齐斗亦将朱子学与阳明学均定位於圣学的范畴内，欲连结两者（227页，又213页）。
○郑齐斗所批判的并非是作爲心性之学的朱子学，而只是其即物穷理而已（213页）。
○郑齐斗所批判的仅仅是即物穷理，而并非是整个朱子学，他的学问基盘本来还是在周、程、朱、王的心性之学上（227页）。
○郑齐斗的传记类资料中所表现出的程朱的性质，并非是像郑寅普所指摘的那样被加以掩饰，我们应当视爲事实之记录（204页、206页）。

如此，关於郑齐斗的阳明学的评价，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见解上的差异。

尹南汉的主张，迫使郑寅普以来的郑齐斗像作出大幅度的变容，其提出问题的意义极大。但是，我未必认爲郑寅普的理解被尹南汉所克服了。例如，尹南汉论述道：即物穷理批判未必意味着朱子学批判其自身。然而毋庸待言，即物穷理乃朱子学的学问方法论之根干。而正如王守仁的即物穷理批判是直接关系到其「心即理」说之提唱（龙场大悟）一样，各自的学问方法论是与其人性観，更广阔的说亦是与価値観自身相连结而难以分割的。因此，我认爲对於郑齐斗的即物穷理批判之意义，不应当像尹南汉那样过小地评価20。

四、第二类

（一）李匡师

关於李匡师（号员峤，1705～1777），郑寅普首先介绍了李匡吕所撰「圆峤先生墓志」的一节。

公於诸经、四书，多不能曲从先儒。尊事郑霞谷先生，而先生主王氏。公於王氏，亦未契致良之说。平日精义异闻，屡称郑先生。先生丧，服麻会窆。21

对此，郑寅普论述如下：「霞谷平生的学问是阳明学，阳明学的一大关键是致良知说，如果对此致良知说不契於心的话，圆峤与霞谷的关系应该是遥遥疎远的。尽管如此，（霞谷辞世之际）圆峤身着丧服是怎麽一回事呢？所谓常常赏赞（霞谷）不也是很异常的事吗？更何况正因爲对於诸经、四书不曾曲从先儒的圆峤仕於霞谷、赏赞霞谷、为霞谷而着丧服，所以我们可知这些行为并非是漫然而为的吧」（232页）。如此，郑寅普着眼於李匡师尊敬郑齐斗、仕之、常常称赞之、其辞世之际而服丧等事实，推测为如果没有学问上的倾服，李匡师是不可能作出这些行爲的。而郑寅普断定「公於王氏，亦未契致良之说」乃谎言（「诡辞」），是英祖乙亥（31年，1755）以後，连座其家之罪祸，被贬谪南北而度过了後半生的李匡师恐惧灾祸而作的自欺之语，此不容置疑（233页）。

我想，超越学问上的立场之不同，出於人格上的敬仰之念，师生由紧密的羁绊而被联结在一起这一可能性是不能一概否定的吧。在此意义上，郑寅普的推测有稍过於武断的一面，这是无法否定的。只是上文李匡吕撰〈圆峤先生墓志〉的一节，李匡吕《李参奉集》所收的同文，则作「公於诸经四书，多不能曲从先儒。尊事郑霞谷先生。平日精义异闻，屡称郑先生。先生丧，为服麻会窆。」有关郑齐斗及李匡师与王学相关联的部分整个脱落了22。此是否是编者有意图的删除呢？虽然我们不能立断，但目睹这样的事例，不得不令人感到诡辞、敷衍、粉饰、删除等等的可能性未必是可以一概否定的23。

（二）李令翊与李忠翊

李令翊（号信斋,1738～1780）乃李匡师之子，又与李忠翊（号椒园，1744～1816）是从堂兄弟的关系。

有关李令翊及李忠翊与阳明学的关联，首先应该注目的是以下资料（234页所引）：

忠翊尝喜王氏致良知之说。先生曰：「王氏之学，浮高染禅，须学晦庵为正。」忠翊久而後信其然。……先生谓《大学》格物即指物有本末，而致知者致知所先後之知也。忠翊谓格物致知即诚意之方，而若以物有本末之物，知所先後之知，指为格物致知之物与知，则文义未协。竟未相合。而同谓古本无错脱，同谓一篇专言本末先後，而知所先後为其要，则亦未为不同也24。

据起首一节，即李忠翊曾在一个时期倾心於王氏致良知之说，後接受李令翊之忠告，改变了其立场。又，李令翊自当初就对阳明学抱批判的态度，是信奉朱子学的人物。然而，郑寅普认爲此恐非事实。

格物致知乃诚意之途径，李忠翊的这一论说，正是从阳明学的立场所作的解释，并且「物＝物有本末之物」、「知＝知所先後之知」的李令翊这一解释，亦与王艮（号心齐）之说相类似，均非朱子学之立场。此外文中说，认爲《大学》一篇之要谛在於「知所先後」这一点上，两者的见解一致，此亦绝非朱子学的解释。并考以上诸点，李令翊对李忠翊信奉王学所作的劝诫，与李忠翊後来接受了劝诫，皆为谎言（「诡辞」）。这些全都是恐惧灾祸而自述之谎言（235页）。

我认爲，郑寅普的这一论定是妥当的。通过格物致知之实践，以图诚意之实现，此的确无非是阳明学之立场，并且李令翊的格物解释的确令人想起所谓的淮南格物说25。

五、第三类

作爲第三类，郑寅普所举的是洪大容（号湛轩，1731～1783），於此所举出的是着名的〈毉山问答〉。〈毉山问答〉是由「虚子」与「实翁」两个虚构的登场人物的对话构成的。

虚子曰：「崇周孔之业，习程朱之言，扶正学斥邪说，仁以救世，哲以保身。此儒门所谓贤者也。」实翁昂然而笑曰：「吾固知尔有道术之惑，呜呼悲哉！道术之亡久矣。孔子之丧，诸子乱之。朱门之末，诸儒汩之。崇其业而忘其真，习其言而失其意。正学之扶，实由矜心。邪说之斥，实由胜心。救世之仁，实由权心。保身之哲，实由利心。四心相仍，真意日亡。天下滔滔，日趍於虚。」26

对此记述，郑寅普作出了以下论述：「不从心术的隠微之内在上下实地之工夫，则无法拯救此虚假之病弊，这一苦衷现於言外，即使没有只言片语触及阳明学，（洪大容此语）指出因於心外求学而虚假被粉饰其中，此无需仔细探讨亦是很明显的。」（236页）。

六、郑寅普与东莱郑氏

以上，概观了〈朝鲜阳明学派〉的内容。本书的最大特色在於第二类这一范畴的确立。有关朝鲜阳明学派的文献资料中，往往含有诡辞，因此将文献资料的记述原封不动地按照字面来理解的话，就有误认事实的危険性——我们应该将此作爲警钟来理解吧。我想这样的警钟在普通文献学上是广为妥当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朱子学的絶对権威一元化地支配着社会的李朝时代这一特异的思想状况，此事体还应当作爲有关朝鲜阳明学史研究的固有问题来认识吧。

令未被文献记述的事实浮现出水面，或者覆盖文献上的说法，提示新的事实，此决非容易完成的作业，亦非应该轻易进行的。因爲一歩误，则会陷入单纯的预断与忆测。在这一点，我们应该想起的事实是郑寅普自身所占有的位置——以「阳朱阴王」为家学的「少论」东莱郑氏之末裔。有关这一点，我想倾聼一下高桥亨的证言27。

以前，对於高桥亨所云「朝鲜的儒学乃朱子学单一色调，我觉得美中不足」，郑万朝作了如下回答。郑万朝（号茂亭，1858～1936）这一人物乃东莱郑氏之正系，其长女嫁给了李建昌之子。而高桥与郑万朝是在京城帝国大学的同僚，亦是三十五年来的知己。郑万朝答云：「因为在朝鲜，朱子学是国学，所以士流的家学在表面上亦为朱子学，然而实际情况未必都是朱子学一色。实际上，吾家东莱（庆尚道）郑氏，全州（全罗道）李氏宁斋（李建昌）家，其真正所奉皆为阳明学。阳朱阴王乃我等「少论」士家之家学。须熟知此点而读朝鲜之儒书。」

而同样，高桥亨在对《薝园国学散稿》（文教社，1955年）第四编的《阳明学演论》所撰书评中，论述如下28：「着者郑寅普薝园乃东莱郑氏，其排行在茂亭郑万朝之次」，「关於薝园家东莱郑氏，正如我以前在『朝鲜学报』第四辑所载「朝鲜の阳明学派」中，引述他的同族之先辈茂亭郑万朝氏所作的证言——其实际的家学乃阳明学。我认爲：郑寅普生於此家，作有此论，亦是诚为理所当然的。」29

那麽，世世代代韬晦隠蔽其家乃阳明学派，如果郑寅普自身就置身於这一家系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其将有关韬晦隠蔽之诡辞作爲诡辞而看破，像这样独特的嗅覚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吧。而这样的嗅覚，今日我们这些研究者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奢望的吧。我们根据此事，重新倾聼郑寅普的论说的话，其将记载崔鸣吉的思想转向的崔昌大之记述断定为策略，又将李匡师、李令翊、李忠翊分入第二类，我们不由得感到郑寅普的判断以作爲值得倾聼的发言，其带有的分量正在朝我们逼近。

固然，我们不应该过大地评价这种嗅覚。郑寅普的业绩，亦须受到基於实证研究的批判，此毋庸赘言。尽管如此，《阳明学演论》不仅拥有作爲朝鲜阳明学研究史上的古典的価値，还作爲特异的思想状况下发展起来的朝鲜阳明学派最後一个活证人之亲口证言，是今後亦应不断地进行探讨与检证的着作吧。
 
*译者补注：在本讲演之後，着者以本稿为基础，增补了韩国、台湾、大陆的研究资料，发表了「朝鲜阳明学研究史に关する覚え书き」（『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 人文•社会』第57号，139～179页，2005年12月）。
 [着者]中纯夫，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
[译者]石立善，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课程。
 
*本稿所引参考文献一覧
○高桥亨「朝鲜の阳明学派」
『朝鲜学报』第四辑（朝鲜学会，1953年）
○高桥亨「『薝园国学散稿』书评」
『朝鲜学报』第十二辑（同上，1958年）
○阿部吉雄「朝鲜の阳明学」
阳明学大系第一卷『阳明学入门』（明德出版社，1971年）
○松田弘「朝鲜朝阳明学研究における问题の所在」
『伦理思想研究』6号（筑波大学哲学思想学系内，伦理思想研究会，1981年）
○吴钟逸〈阳明传习录传来考〉
《哲学研究》第5辑（高丽大学校哲学会，1978年）
○尹南汉《朝鲜时代의 阳明学研究》
（集文堂，1982年）
○中纯夫「霞谷郑齐斗绪论—朝鲜儒林における阳明学受容—」
韩国文化研究振兴财团《青丘学术论集》第16集（2000年）
 
 
附录〈有关朝鲜阳明学研究史的文献目录〉
（1）朝鲜阳明学研究史
①松田弘「朝鲜朝阳明学研究における问题の所在」
『伦理思想研究』6号（筑波大学哲学思想学系内，伦理思想研究会，1981年）
②崔在穆「韩国阳明学研究の序论的考察——传来时期を手挂かりとした研究视角の再考——」
『伦理学』5号（筑波大学伦理学原论研究会，1987年）
③韩睿源〈韩国阳明学研究的历史和课题〉
《国际儒学研究》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④林緼圭「朝鲜阳明学研究の现况と课题について」
『九州大学中国哲学论集』第24号（1998年）
（2）朝鲜阳明学研究文献目录
①金吉洛〈韩国阳明学关连论着目录〉
金吉洛《象山学과 阳明学》（艺文书院，1995年）
②金世贞〈韩国阳明学关连论着目录〉
《阳明学》创刊号（韩国阳明学会，1997年）
③韩国阳明学会编「韩国阳明学关连论着目录」（林緼圭译）
『阳明学』第12号（二松学舎大学阳明学研究所，2000年）
*②金世贞目录的日文翻译
④金世贞〈国内韩国阳明学派关连研究目录〉
《阳明学》第12号（韩国阳明学会，2004年）
 
关於现在最新的文献目录金世贞〈国内韩国阳明学派关连研究目录〉（2004年），根据明示编者所设每个分类项目的论着点数，概观现在在韩国本领域研究情况之一端（括弧内为论着点数）。
1.单行本
1）着书（17）
2）翻译书（3）
2.学位论文
1）博士学位论文（15）
2）硕士（修士）学位论文
（1）韩国阳明学一般（3）
（2）传入初期的阳明学：张维（谿谷）、崔鸣吉（遅川）（11）
（3）郑齐斗（霞谷）（14）
（4）江华学派（15）
（5）实学派与阳明学（2）
（6）朴殷植（白岩）（44）
（7）郑寅普（为堂）（3）
3.一般论文
1）韩国阳明学通论
（1）～1980年（16）
（2）1981～1990年（18）
（3）1991～2001年（30）
2）传入初期的阳明学受容
（1）南彦经（东冈）、赵翼（浦渚）（18）
（2）张维（谿谷）、崔鸣吉（遅川）（17）
（3）其他（12）
3）阳明学排斥与批判（19）
4）郑齐斗（霞谷）（70）
5）江华学派
（1）江华学派一般（9）
（2）李匡臣（恒斋）、李匡明（5）
（3）李匡师（圆峤）（7）
（4）李建昌（宁斋）（12）
（5）其他（2）
6）实学派与阳明学（12）
7）朴殷植（白岩）（53）
8）郑寅普（为堂）（12）
9）其他（8）
 
注
1 根据吴锺逸〈阳明传习录传来考〉（《哲学研究》第5辑，高丽大学校哲学会，1978年）的考证，阳明学最初传入朝鲜是在1521年。
2 松田弘「朝鲜朝阳明学研究における问题の所在」（『伦理思想研究』6号，筑波大学哲学思想学系内，伦理思想研究会，1981年）。
3 在笔者亦曾参加的本次学术大会上，还由郑寅普的女儿即前精神文化研究院教授郑良婉作了题爲「父亲薝园的三位老师——学山、耕斋、兰谷」的特别讲演（学山为郑寅杓，耕斋为李建昇，兰谷为李建芳）。又据闻，预定於2005年10月28～29日，同在江华岛召开爲期两天的以霞谷学为题目的第2届国际学术会议。
4 金世贞<国内韩国阳明学派关连研究目录>（《阳明学》第12号，韩国阳明学会，2004年）。
5 高桥亨「朝鲜の阳明学派」（『朝鲜学报』第四辑，朝鲜学会，1953年）。阿部吉雄「朝鲜の阳明学」（阳明学大系第一卷『阳明学入门』，明德出版社，1971年）。
6 中纯夫「霞谷郑齐斗绪论——朝鲜儒林における阳明学受容——」（韩国文化研究振兴财团《青丘学术论集》第16集，2000年）。
7 在译读本书之际，笔者得到了财团法人禅文化研究所无薪研究员张华英氏的协助，附记以表谢意。而本稿的引用与要约当否之文责，全由笔者担负。
8 以上的书志资料根据《薝园郑寅普全集》第一册卷末附录《年谱》。
9 《昆仑集》卷二十<迟川公遗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3册）。以下本稿在言及此丛书之际，略称《韩国文集丛刊》。
10 《遅川集》卷十七〈寄後亮书〉（《韩国文集丛刊》，第89册）。
11 《遅川集》卷十七〈复箴〉全十二章中的第六章。
12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答人问良知二首>之一，「良知却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传习录》卷下，117条：「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
13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大学章句》传第六章朱注，及《中庸章句》第一章朱注）。
14 附带地说，此处所引王守仁语「心本为活物，久久守着，亦恐於心地上发病」的出处不详。
15 《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少宰书>「夫学贵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
16 但排和论者亦於内心期望和议之成立，有关这一点，是依据以下记述（217页所引）「时虏兵屯平山，去江都百余里，而行朝守备寡弱，人情危惧。虽斥和者外为大言，内实幸和议之成，而畏浮议，莫敢明言。独子谦遇事辄首发，无所顾避，卒以是被弹去。」（《谿谷集》附《谿谷漫笔》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92册）。子谦是崔鸣吉的字。
17 《谿谷集》附《谿谷漫笔》卷一。郑寅普译成韩文所引用的只是「若阳明良知之训」乃至「毎以喜静厌动为学者之戒」的部分。
18 「中国学术多岐。有正学焉，有禅学焉，有丹学焉，有学程朱者，学陆氏者，门径不一。而我国则无论有识无识，挟筴读书者皆称诵程朱，未闻有他学焉。岂我国士习果贤於中国耶？曰：非然也。中国有学者，我国无学者。盖中国人材志趣，颇不碌碌。时有有志之士，以实心向学。故随其所好而所学不同，然往往各有实得。我国则不然。龌龊拘束，都无志气，但闻程朱之学世所贵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唯无所谓杂学者，亦何尝有得於正学也。譬犹垦土播种，有秀有实，而後五谷与稊稗可别也。茫然赤地之上，孰为五谷，孰为稊稗者哉？」
19 尹南汉《朝鲜时代의 阳明学研究》（集文堂，1982年）。
20 前揭中纯夫「霞谷郑齐斗绪论——朝鲜儒林における阳明学受容——」。
21 《圆峤集》卷末〈圆峤先生墓志〉（《韩国文集丛刊》，第221册）。
22 《李参奉集》卷三〈员峤先生墓志〉（《韩国文集丛刊》，第237册）。
23 附带地说，《李参奉集》乃纯祖五年（1805）初刊木版本。而对此，《圆峤集》则缺序跋、刊记之类，影印标点之际，所付卷首凡例亦只记「转写经纬不明的写本」。
24 《椒园遗藁》册二，〈从祖兄信斋先生家传〉（《韩国文集丛刊》，第255册）。
25 《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大学古本序〉：「《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三〈语录〉下，第3条：「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王艮着作最初传入朝鲜的时期不详，但丁若镛（1762～1836）於1815年执笔的〈大学公议〉中，有「王心斋《语录》曰：『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镛案：心斋之説，明白如此。世犹以姚江之学而非之，有公论乎？」的记述（《与犹堂全书》第二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82册）。
26 《湛轩书》内集，卷四〈毉山问答〉（《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郑寅普译成韩文所引用的是「正学之扶，实由矜心」以下的部分（236页）。
27 高桥亨「朝鲜の阳明学派」（『朝鲜学报』第四辑，朝鲜学会，1953年）。
28 高桥亨「『薝园国学散稿』书评」（『朝鲜学报』第十二辑，同上，1958年）。
29 据《薝园郑寅普全集》第一册附录所收《年谱》起首处的记载，郑寅普的生父是东莱郑誾朝（1856～1926），伯父（养父）是郑黙朝（？～1866），叔父是郑信朝。

本文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六卷第一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3月） 

论文来源：http://www.zisi.net/htm/xzwj/slswj/2006-12-20-35389.htm